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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发展动态第2期(总第90期)
2016-03-11 11:20  

dut1 发展动态与院校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主办                 2015318

E-mail: liushili@dlut.edu.cn              2期(总第90期)

本期专题

Ø  两会期间有关高等教育讨论摘录

Ø  媒体访谈

【编者按】

3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总结2014年工作回顾中指出,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在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中强调,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

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之年。2015年两会,对教育改革的讨论,依旧在完善。本期简报整理编辑了两会期间,各代表、委员就教育改革、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热点教育话题,供读者参阅。

两会期间有关高等教育讨论摘录

议题

两会代表

内容

来源

治理结构

罗伟其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强化高校内部治理和自我约束机制,围绕扩大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展开高校改革。

新华网

沈健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促进教育公平 确保招考阳光公开,加大投入 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行简政放权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李建保

海南大学校长)

希望国家持续支持中西部高校建设

李和平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在全国教育系统全面实现管办评分离。管办评不分已经严重制约办学主体学校的健康发展。“办”得不活,办学的主观能动性和活力得不到释放;“评”得不力,除了政府自管自评自督导,第三方教育评估和质量监测等社会组织培育不足。政府要对照法律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能借口内部管理或监管需要,绕过法律授权和行政权力清单随意设置审批、前置备案、评审、处罚等相关权力,更不能发现一个漏洞就建立一批审批、备案、评审事项。学校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学术委员会、教职代会、学代会、理事会等制度体系,形成党委领导下,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师生民主管理和监督权力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的治理结构。同时,相关部门要共同培育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国务院要将任务分解到相关部门并提出完成时限。”各相关责任部门制定各自的实施方案报国务院备案,明确实现路径和时间表,国务院监督执行,“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教育系统全面实现管办评分离”。

中国教育部门户网

龚克

(南开大学校长)

盼“教育优先发展”加进政府工作报告,4.9%的科技支出未完成,不是小事儿。现在要求严格按照预算来拨款,每年拨多少都要严格执行。问题是科研不是行政工作,它没法细分到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很多经费如果到年底还花不出去就要收回去,就必然会突击花钱。这看似不显眼的4.9%至少反映了在科学技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是有问题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用不完”的经费,能不能投向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一方面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的融资难,另一方面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科技计划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种趋势亟待扭转。要引导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形成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就需要对科技规划分类适时进行调整。

人才培养

檀润华

(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高校要为企业多培养些创新工程师。中小企业在研发中缺少的是能尽快把企业的东西变成新技术产品的人才,这些人才未必一定要是博士甚至硕士,而是要具备多学科素养,善于用外行方法解决内行难题的工程师。目前高校中能够培养创新工程师的教师严重不足,只有通过跨学科研究成长出的优秀教师团队,才能为企业培养创新工程师。应该实施面向中小企业的创新工程师培育示范工程,帮助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进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可在一些区域选择试点高校,建立高水平创新方法师资基地,每个基地培养至少10名创新方法三级以上水平的优秀师资。

中国教育新闻网

周其凤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取消博士后管理制度放权校企。目前的博士后管理过于僵硬,出站时有评优、任职资格认定等做法,不利于在宽松的环境下探索研究;管理成本大,耗费太多精力在评审等环节,而非创新研究上;博士后期限一律两年,不够灵活。政府可能并不清楚具体研究项目对博士后的需要,博士后工作站的设立、人数、待遇、年限、评价、研究成果的处理等,都应该让研究机构、高校、企业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自主决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放权让企业自主招收、自主管理、自主评价博士后,尤其重要。不仅能促进科技创新,还有助于博士生就业,避免出现博士生找不到工作就做博士后的现象。博士后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发挥好作用。

李向玉

(澳门理工学院院长)

中国教育输出应考虑建立国际标准。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据统计,2013年,共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留学生来华学习。“当教育输出到达一定规模时,就应该考虑建立国际标准了。

钟章队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后的培养工作不能跟不上节奏。国家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整体提升博士后培养水平。首先,要提高博士后的待遇;其次,要给予博士后更宽松的考核评估机制,让其能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专心做研究,而不是忙着发论文。

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

大学教育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抵达,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教育改革并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专利,人类教育正是在持续不断的改革中获得发展、进步的。

刘川生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大学肩负着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有责任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强烈的爱国情怀、家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仍然是大学生的主流思想。目前大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淡薄,知行不一;二是载体和途径缺乏,具体措施落实不够;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较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担当意识不强。

建议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实践,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认同,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合力育人的协同平台。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接地气”,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提升大学生的情感认同和理想认同。

大学生就业

陈骏

(南京大学校长)

立法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法律保障。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将培养学生的事业心与职业能力、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作为高校教育目标的重要价值取向,体现了高校人才培养目标重心的转移,应成为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常态,全国人大尽快将创业促进法列入立法规划,适时启动立法调研,为促进创业,特别是促进大学生创业提供法律保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推进创业学学科建设,设立创业管理专业、建立创业学研究中心(院、所)等开展创业学教学与研究的综合性平台,积极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的创业学专家学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确定为评估高校办学水平、考核学校领导班子的重要指标,建立科学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并纳入高校教学与学科评估的整体指标体系。

中国教育新闻网

娄源功

(河南大学校长)

破解大学生就业难,要制度发力。完善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就业促进法》有关“公平就业”的条款,研究制定“反就业歧视法”;规范大学生顶岗实习的招聘、管理、服务、权益保障等制度建设,切实维护学生权益。同时,还要推进标准化就业中心建设,将人事档案托管费用纳入公共财政计划,逐步建立电子档案,实现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和就业信息的进一步共享。

钱锋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大学生创业需要政府高校社会齐给力。政府、高校、社会三方协同破解难题。首先,政府要从政策层面帮助大学生解决贷款、工商注册、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的问题;其次,高校要进一步完善现有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学籍管理、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社会实践工作;再其次,社会机构要提供培训、统筹资源,建立完善风险投资机制。

郑晓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帮青年人找到自我发展目标和道路。帮助青年人找到自我发展的目标和道路,是大学教育的本质,也是解决就业问题、实现“万众创新”的源头与关键。

谢和平

(四川大学校长)

坚持三种意识 支持大学生就业。要鼓励大学生特别是优秀大学生创业,开创高新技术型企业,形成一批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打造中国经济社会的升级版。在大学生就业工作中,要坚持三种意识,就是对贫困学生就业的帮扶意识,对优秀学生就业的科学指导意识,对普通学生就业的准确定位意识。同时,还要树立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败的观念,通常说的创业失败只是算的经济账,实际上大学生创业成败的过程,对他们的人生来说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内外兼修共促大学生就业创业。需要更新教育及就业观念,调整专业结构,探究适宜“新常态”的教育教学管理方法,鼓励拓展就业空间,推动和疏导大学生进入更为广阔的职业技术领域、“三农”领域、个体经营领域、社会服务领域等。专业结构调整需要适应新常态。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与社会需求长期存在“时间差”和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现象,当前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高校需要实现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由资源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转变,按照市场的需求对人才进行“全过程”开发,进一步优化培养模式、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进一步开发学校、用人单位、学生三方受益的实习实践项目,等等,协同互进,致力于增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在新常态下,高校一方面要整合内部教育教学资源,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纳入人才培养主渠道、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另一方面,要协同政府、风投机构、行业协会及其他第三方机构,为大学生创业提供针对性指导和专业化扶持,加紧建设创业训练与实践平台,共促大学生创业有成。

梅国平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

以“微商”为突破口鼓励大学生创业。从目前情况看,大学生创业的比例比较低,与国家倡导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推进,大学生创业的环境发生了巨变,今后要多考虑以‘微商’为抓手,推动更多大学生创业。

师资建设

姜耀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

学科是不一样的,不同学科科学问题的程度也不一样,用简单的指标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这并不科学。当社会不重视科技进步时,通过科技进步评奖唤起大众的科学意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到了每个人都需要去报奖时,就该取消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恶性循环。

中国青年报

马敏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现在的院士、资深教授很厉害,但终究要靠后来人接班,有了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学校才有未来,才有希望,破解周鼎之惑,高校管理者不仅仅是同情、理解,还要拿出行动加以破解。

丁烈云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青年教师必须要过教学关、科研关,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当前对青年教师的评价体制有需要完善之处,但不能缺失那些“真正对科学有用的科研成果的意义”。对教学与科研割裂的状况,他期待青年教师对教学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认识与思考。一个青年教师在学术上的发展和在教学上的投入,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高校科研具有双重功能,一个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国家贡献,另一个是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教材,让学生在教学中受益,这是最重要的。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青年教师多一些理性思维和责任担当。在普遍的社会浮躁中,青年教师中也有一种过分焦虑的情绪,真正要做一个有为青年,为自己长远着想,就应该理性些、超脱些。如果把教书当做一种追求、一种乐趣,那么就投入去做,一个人总会有所得有所失。多年来,葛剑雄都在呼吁政策调整,教育主管部门要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薪酬待遇改革等,更多给年轻教师提供发展空间。

去行政化

王长华

(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不能再用行政思维管科研了。某种意义上,科研工作更像是一种投资行为,“要看结果,而非注重过程。过于强调掌控过程,是用行政化思维理解科研工作,常常会把科研‘锁死’”。 

中国教育新闻网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不要用量化指标来定学校发展任务,大学教育应提供多样化的模式,让不同特点的孩子得到成长。作为管理者,我的看法是不要用量化的指标来定学校的发展任务,而是要解决学校长远的、基础性的瓶颈问题。问题解决了,工作自然就往前进一步。

上海代表团

改变科研考评“一把尺”标准,要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改变科研考核评价“一把尺”标准,建立更多元、更科学的考评标准。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高校学科授予权可以适当下放。在开展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动态调整以及新一轮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增列工作时,对进入ESI1%的主要贡献学科,且目前已经具有一级学科硕士点的非一级学科博士点,给予单列一级学科博士点指标。这类指标可由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地方高校申报评审,以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的统筹权。另外在对ESI1%的非博士点学科单列一级学科博士点指标的基础上,加大对此类博士点学科的常态性水平评估和合格评估。

丁烈云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在由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化、产业化四个环节构成的科技创新链中,实验室的优势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企业的优势是产业化,但工程化目前是科技创新链上的“堵点”,“创新链不打通,科研成果就难以立地”。

  一些实验室学科结构单一,存在重视基础研究、轻视技术开发的情况,也是导致创新链“堵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应尽快启动国家实验室建设验收工作,给予国家实验室必要的、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同时,在政策导向和扶持方面予以支持,推动建立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载体,让科技与经济有效对接,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简化专利技术的转移程序,适当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葛剑平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高校资源共享需配套政策“加油”。问题在于我国高校分别隶属于不同管理部门,资源共享主管部门条块分割,保障措施不到位。首先是经济核算及成本补贴机制缺失。其次是缺乏以市场为主导的利益协调机制。高校教育资源共享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但由于目前高校教育资源共享配套政策不完善,导致高校在共享涉及的机构设置、课程设置、人员编制、收费标准等方面的改革裹足不前。政府应积极鼓励高校间形成教育联盟,并从政策、法律、经济等方面为高校资源共享提供保障。同时,政府部门应健全完善关于高校资源共享、管理、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明确权责,特别应针对容易出现的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问题,从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招生

改革

李光宇

(郑州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继续改革招生制度确保高考公平,建议按各省考生人数分配重点大学录取名额。多年来,山东、安徽、广东、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的录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一直是高考公平领域的热点话题。

中国教育新闻网

宁桂玲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各知名高校制定招生计划时应科学考虑人口、教育质量等综合因素,保证各地考生录取机会均等。目前已经实施的向贫困地区、农村分配的自主招生比例应严格执行,确保贫困地区考生享受自主招生政策。

张志勇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把握中国教育发展阶段“新常态”,尽快建立教育财政预决算公开制度,尽快启动国家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向高校下放招生自主权是考招改革的关键一步,要把高校推向改革的主战场。高校应该建立招生委员会,招生主体应该回归院系。高校应该设独立的招生监督委员会。设立专职招生队伍,科学鉴定选人标准,高校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就是有价值的

人民网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高校应探索多元录取机制。对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学生,实行推荐录取;对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学生,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实行破格录取。高校要配合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根据本校的人才选拔标准和学科专业结构特点,向试点省份提出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3个科目要求。“同时,要依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的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研究按专业大类或专业方向进行招生录取的办法。

合作办学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大学名校办分校有困难但可以尝试,重点高校到西部地区建分校也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一种方式,可以探索,但是也要克服不少困难。

人民网

王树国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教育国际合作不该一味“傍大款”,高等教育肩负的使命就是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中国高校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传递出去,通过合作办学、学生交流、教师交流等多种形式,培养更多国际友谊的使者。

媒体访谈

Ø  教育改革铿锵的足音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句话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闯入“深水区”的今天显得尤为贴切,“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障碍。

3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教育时,要求“深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改革、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意味深长,每一项改革的背后都涉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要得之全盘、谋之长远,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运筹帷幄的智慧。

2014年,在教育改革的坐标轴上,或许只有一瞬,但一项项攻坚克难的改革让这一瞬得以铭记。不绕路、不迂回,教育改革的每一步都深沉而笃定,在中国大地上踏出铿锵足音。

推进管办评分离变革教育管理方式

2014年初,《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发布,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赫然在列。听到消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在第一时间发微博表示“早该取消了”。

包括牛华勇在内的众多高校校长、学院院长,对过去数十年间,围绕重点学科审批衍生的“并发症”深恶痛绝。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如同一道“紧箍咒”,一念起“行政化”的经,高校就辗转反侧。如今,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在内的10项行政审批被取消,同时,教育部还下放13项职责,转移、委托50项职责。教育部“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力透纸背。

善政必简。这本一再精简的“权力清单”意味着革旧布新的教育管理模式改革正步入“深水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深水区”的教育管理方式的改革要摸三块石头:政府怎么管、学校怎么办、社会怎么评。

随着“权力清单”的晒出,长久横亘在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模糊地带,也逐渐被改革的红笔画出清晰的界限。201478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重点扩大了高校在选拔学生、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研活动、管理使用财产经费和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等7个方面的自主权。

同样被划出“楚河汉界”还有中央和地方教育管理的权限。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意见》,明确了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主要内容,明确了省级政府7个方面的教育统筹职责。《意见》首次以文件形式对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教育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走出高校“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要靠制度和法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思路下,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正在高等教育内部逐渐孕育成型。

目前,“985工程”高校章程核准已经完成,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和《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根本保障,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高校理事会相配套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今年全国96%的中小学实现挂牌督导,全国757个县(市、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认定。国家教育督导、督政、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基本形成,教育督导在推进重大教育政策落实、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作用得以发挥。

招考制度改革启动向改革最深处动刀

教育综合改革闯入“深水区”。对于这个“深水区”大家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说,“好做的改革已经做完,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14年的时间节点,教育碰上了最难啃的“骨头”——高考改革。

201494日,国务院发布了历时3年多起草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考改革正式掀开面纱。《意见》从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内容和形式、选拔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等5个方面,明确了改革主要举措。

文理不再分科,打破一年一考;从统考“套餐”变成选考“自助餐”,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特长和兴趣选择考试科目;将“兴趣”“责任”等综合素质评价记入档案;废除“自招联考”,高考加分大幅瘦身……

作为试点城市,上海与浙江率先吹响了高考改革的“冲锋号”。对于刚刚升入高一的上海学生李玉龙来说,高考不再遥远。因为很快他就要面临高考“第一课”——“学会选择”。

2017年起上海高考将采取“33”模式,考生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6门科目中选择3门参加等级性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去年底,招生制度改革4项关键配套文件相继出台,对关键环节作出了详细规定,将关键词锁定在突破“一考定终身”、试水“综合评价”、规范“自主招生”、整顿“高考加分”上。其中,配套政策之一《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规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分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5个方面。

另一项配套政策《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则赋予学生考试的选择权,由学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3个科目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可以文理兼修、文理兼选。

向改革最深处动刀,就要斩断攀附在教育公平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明确,从201511日起,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从2015年起,所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统一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在考核内容和形式上,考核由试点高校单独组织,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充分发挥学科专家的作用,探索完善科学、有效、简便、规范的考核方式。如需笔试,考试科目原则上1门,不超过2门。

“一市两校”先行先试深化教改成新常态

2014年发布的《高校教师的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曝出一组数据: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者高18%。高校教师苦于行政化久矣。严重的行政化使得许多高校出现了教授、副教授争相竞聘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的怪现象。

面对高校存在的行政化等“拦路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起向党中央、国务院主动请缨,承担改革试点任务。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已在去年7月开会,原则同意清华、北大和上海市的综合改革方案。

去年1031日、121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综合改革分别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面对如何去行政化这块“硬骨头”,清华大学改革学校职能部门设置方式,由面向政府部门转变为面向教学科研要求和师生需求设立和调整,减少管理层级,并强化各级职能部门的服务职能,建立同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立国看来,学术权力行使的高度碎片化和行政部门化,是我国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的重大原因。

此次北京大学颁布实行的新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就向此“亮剑”,该校推进学术委员会改革,确立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

为进一步激活教师等各类人才潜力并发挥其效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提出建立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改革,分为教学科研系列、教学系列和科研系列,实行岗位分类管理,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制定薪酬分类制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扮演了高校教改先行者中“领头羊”角色,上海则承担了省级政府中的这一角色。教育统筹就是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承担的教育职能之一,近年来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目前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还存在着教育统筹权责不够明确、一些教育决策层级偏高、有关部门管得过多过细等问题。

去年11月,教育部、上海市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市长杨雄在会上指出,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要更加注重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全局,坚持先行先试,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要求;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着力破解教育瓶颈问题;要切实用好教育部等国家部委下放的教育统筹权限,加大改革力度。

在“一市两校”的积极带动下,广东、贵州等地和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先后将综合改革方案报送备案。

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各高校的聚焦点各有不同。“我们的着力点在于以用好已有的办学自主权为主,针对办学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希望能在政策上进行整体修订。”上海交通大学有关负责人说,该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在人事制度改革、资源配置的自主权方面提出了一些诉求。

教育改革已在向“攻坚期”和“深水区”挺进,许多改革需要教育部等部委和地方政府联手。为此,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等14个部委和相关地方政府,积极协调突破性政策,努力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凡是由地方行使更方便更有效的权力一律下放、应由学校行使的权力一律下放。

Ø  高校如何吸引高端海归

既要给待遇更要搭舞台

目前,我国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98%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都曾求学海外。然而,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那么,我国高校凭什么吸引高端海归?

仅靠待遇就能吸引来高端人才吗?

“我们必须很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因此要继续鼓励留学,出台政策吸引高端海归回国服务。”谈到引进高端海归,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颇有危机感。

闵维方表示,近年来我国吸引了一部分高端海归人才,但还有大量留在海外,对这个现实,必须头脑清醒。

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老”海归,闵维方认为,吸引高端海归回国施展才华,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给予其科研经费自主权,允许高端海归人才根据其科研性质决定经费使用。同时,设身处地地站在高端海归人才角度,为他们解决如子女教育等实际生活问题。

“目前谈及人才引进,往往会将个人待遇放在首位。虽然存在其合理性,但过于强调待遇容易忽视引进人才的目的和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葛均波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出台政策,鼓励优秀人才归国,并从各方面提供有利条件,帮助归国工作者在适合的岗位上发挥能量。尤其是在科研环境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支持,包括组建团队、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方面,应该将其作为首要的硬性条件内容。

葛均波认为,在资源分配上要合理,不宜采取“树典型”的方式,将各种资源和有利条件全部集中在少数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身上。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科学家自身的发展。而是要让更多归国者都能争取机会有所作为,从而形成遍地开花、百家齐放的格局,形成“出国—学成—归国—贡献”的良性循环。

海外引才该坚持什么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卢思社认为,要建立长效的、稳定的机制,让人才持续回归。“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人才使用等配套措施,都必须达到高的层次,才能持续不断吸引人才回来。”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具体单位政策配套和国家的政策配套是否吻合十分重要,要契合专业、发展方向和相当的平台,比如制造业一定要是国际一流的,不然会有天花板效应。”卢思社说。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以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是国家在特殊阶段为吸引高端海归人才为国服务而采取的举措,未来可以做得更好。他建议,要明确标准,坚持按标准吸引人才,而不能将人才引进作为高校的一项考核指标,不能将“千人计划”人才作为排名指标,这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在此基础上,让高端海归人员扎实做事,发挥作用,杜绝弄虚作假的事件发生。

归国科学工作者往往会被赋予多种社会角色,包括担任行政领导岗位或是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葛均波说,这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应谨防消极意义。科学家首要任务是解决科学问题,这是引进归国科学人才的首要目的。如果将过多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不加选择地加在科学工作者身上,可能会影响其科研活动。因此,葛均波建议合理安排归国科学工作者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其他工作,让他们专心于科学工作。

提到用武之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刘月宁认为,目前,各种人才引进计划中,科技专业居多,政府要进行顶层设计和优质布局,但还要平衡专业。

国外读博再回国的“路线图”是默认规则?

“还要实现两个平衡——国内培养博士和国外培养博士的平衡、国外工作过的海归博士和毕业后直接归国工作的海归博士的平衡。”闵维方认为,要对国内培养的博士和国外培养的博士一视同仁,因为国内某些学科培养的博士也非常优秀,如果不能平衡国内培养的博士和国外培养的博士,很容易造成一种导向——一定要去国外读博才行。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一流大学为国外一流大学输送的优秀研究生比国外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还要多。闵维方感叹,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平衡。在闵维方心中,国外工作过的海归博士和毕业后直接归国的海归博士不能厚此薄彼。

甲是毕业后直接归国的博士,乙是毕业后留在国外工作十几年后再回来的博士。如果他们同时在中国高校工作,现在政策是乙比甲待遇要高很多,而且乙在国外工作期间待遇也肯定比甲高。主管过人事工作的闵维方强调,这种现象以前很普遍,而其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优秀年轻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先为国外服务十几年,再通过国内的计划引进回国。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双重影响。”闵维方说,这需要我们的综合考量,更需要一整套的配套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吸引。

回顾自己从一个青年海归成长为教育专家的过程,钟秉林表示:“无论是一般海归,还是高端海归,一定要有本土意识,尽快融入到国内环境中来。同时,要调整心态,一定要有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

经费使用束缚多,人才引进受限制,代表委员热议高校办学自主权

“上半年的预算经费5月份才批下来,7月份就要搞前半年的预算执行审核。两个月要花掉半年的预算,不突击花钱,行吗?”谈到高校办学自主权,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首先拿执行经费预算开刀。

在管理和使用经费上束缚多,是高校办学自主权受限的一个突出表现。“高校不比机关,在经费使用上有自己的规律。科研工作变数大,很难严格按照预算按部就班地花钱。”王长华说,“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到时不花掉那么多钱,明年你可能就拿不到足够的经费了。”

于是,为了短时期内突击花钱,很多高校不得不大量购买可能根本用不到的设备,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实际上,松绑财权,只是国内高校放开办学自主权的众多呼声之一。“办学自主权包括多方面,如人员招聘、经费使用、专业设置等,现在的情况是高校被管得太多,干什么都要层层报批。”王长华说。

以用人为例,河北师范大学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令王长华忧心。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2818名,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只占一小部分。学校急需完成教师队伍结构调整,但每年只能招聘40人左右。“40人对将近3000人,这得更新换代到什么时候!”王长华说。

这同样源自高校用人权的缺位。作为地方院校的河北师范大学,每年招聘名额由省人社厅审批,批下来多少人,学校就只能招多少,和当地党政机关一个样。

“问题是学校不是机关,学校要抓住发展机遇,就需要雄厚的人才储备。一年招40个教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王长华说。

近两年,河北师范大学的招聘人数有所提升,达到60多人。然而,这却是学校找到省领导,协调之下把第二年的招聘名额提前用掉的结果。王长华说:“这不是寅吃卯粮吗?但实在没办法了,顾不上了!”

面对同样的问题,从2005年起,河北农业大学用上了通过人才代理引进教职工的办法。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对这一批教职工,一直很愧疚。

王志刚说:“这一批人,10年来一直兢兢业业,不少人已经成为业务骨干,有些人在职业发展上也到了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有一次,学校准备将一名业务骨干提拔为副处长,结果报告一打上去就被‘踢’回来了。原因很简单,这位教师没有编制,人事部门无法按照干部身份进行管理。”

“高校没有用人自主权,不能给真正有能力的人以合适的平台,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是十分不利的。”王志刚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表述,让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对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充满期待。去年,教育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加大,教育部取消国家重点学科等10项审批,下放13项职责,转移、委托50项职责,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这让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实实在在看到政府改革的决心。

“政府主要抓宏观管理,一些具体的事务可以交给学校,此外还可引入第三方监督。各方明晰权力定位和权力边界,这个大方向一定要坚持。”王长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说:“通过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解决政府用行政方式管理高校办学的问题,关键是政府要舍得放权。”

“各高校对自己的办学实力是清楚的,我相信如果能进一步放开高校办学自主权,绝大多数高校都会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办出高水平的教育。没有人会拿自己学校的声誉开玩笑。”宋纯鹏说。

Ø  高校去行政化须防走歧路

据媒体报道,有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的行政级别固然强化了行政化倾向,但并非去掉了行政级别,就去掉了行政化。去行政化的核心是行政管理队伍要树立为谁服务的观念,这涉及管理方式、组织架构、岗位职责、任务目标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和改进。从长远看,中国大学的管理体系要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高校去行政化是近几年的一个教育热点,如何准确理解去行政化的内涵?高校行政部门应当为什么服务?这是必须厘清的问题。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此予以辨析。

去行政化本质是行政专业化

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管理和行政人员,而是要处理好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关系。

近年来,在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有一种反对声音是,难道去行政化要把行政管理也去掉,把所有行政人才都辞退?当然不是。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管理和行政人员,而是要处理好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分离,同时提高行政服务师生、落实教育和学术决策的效率。

简单地说,去行政化是要求学校行政职业化和专业化,大学行政领导不能再有行政级别,这当然不是去行政化的全部,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对于校长的选拔、任命、管理,就很难摆脱“官员化”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提到要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从职业角度对校长及行政人员提出要求,而不是将行政、教育、学术混为一谈。近年来,在教育部推进的校长公选中,已明确对校长提出要求“任职后能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这就是推进校长职业化。比如近期任命非院士出身的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也是职业化的一种表现,因为以前选任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校长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是“院士”,这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选拔校长要看其是否具备能胜任这一岗位的能力:懂教育、懂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而不应过分看重其学术能力。

在一些国家,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往往要遵照规定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以避免分散精力,或者利用行政权去谋求学术利益。我国有的高校校长上任后,也公开承诺,任职期间不再申请学术课题,不申报奖项。但这还只是部分校长的个体行为,没有成为一项制度。有的高校在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校领导不得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并限制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学术委员会的职位数,这是推进行政权、学术权分离的尝试,但还不够彻底。

高校去行政化要求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人员队伍。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弱化行政,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眼下,一些高校的行政机构臃肿、人员庞杂,行政力量一方面干涉学校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另一方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去行政化之后,将对行政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从对上级领导负责转向为师生服务,从拖拉推诿变为提高执行力。行政人员的工作将接受全体师生的测评,如果师生对行政人员的工作不满,不要说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职位难保,就是校长也可能被投“不信任票”。

由此可见,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全面梳理高校管理体系的系统工程,要破除以行政主导,实行行政管理的体系,构建行政、教育、学术分而治之的现代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人员的官员色彩将淡化,而职业化、专业化的色彩将突显。对学校来说,是从行政治校到教育家办学的过程,对于校长来说,是从官员走向教育家的过程(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去行政化就是让高校回归学术

去行政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促使大学生成人成才。

任何一种决策或制度的产生,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为谁服务的问题,即改革的服务对象一定要清晰。高校去行政化,也应遵循同样的逻辑,即我们为谁去行政化。

众所周知,在高校诸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学生无疑是核心,其次是教师,再就是学校管理和后勤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校友、社会、政府等。可以说,高校去行政化,就是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去行政化,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促使大学生成人成才。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那便是去行政化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符合学术发展的诉求。追溯历史,从大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世纪的大学,还是近代的大学,学术始终是大学的根基,大学的主要使命和责任就是探求新知,寻找真理,传承知识。其实,大学行政管理是20世纪初,现代大学发展到一定数量和规模才出现的,行政人员从教师中分化出来,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术和教学工作。行政管理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即便到了现在,行政依然是高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行政化的出现,却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态。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高校去行政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非常迫切。从行政化的表征来看,就是行政凌驾于学术之上,过度干扰高校学术自由。那么,去行政化就是改变这样一种状态,让行政服务学术,让高校回归学术。

在高校行政化的背景下,行政成了主导,学术反而沦为次要。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学术才是大学的根本,行政只是辅助手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对大学有个深刻的阐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可以说,从事教育的人,尤其是高校管理者,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大学的本位所在,更明白教学、学术和行政孰轻孰重。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通常学术和行政交叉在一起,和个人或学校获取资源绑定在一起,让去行政化变得相当复杂,不仅关系个人名利,甚至关乎高校的发展。可以说,大学管理者同样是学校的利益相关者。许多人在做教师时,对大学行政化嫉恶如仇,然而一旦转为行政岗,一不小心就成了自己曾经厌恶的人。社会舆论提了许久的“去行政化”,学术界也进行了研究,教育主管部门也多次强调,但为何去不掉呢?症结可能就在于此,即在利益面前“忘记了为何而出发”。

总之,对于高校去行政化,不仅要厘清为什么的问题,更要厘清为谁的问题。要始终记着我们为何出发,为谁出发?笔者想起章开沅先生去年初请辞资深教授时的表态,“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要革自己的命。”他的这种壮士断腕的情怀,让人不禁肃然。也许,唯有如此,在构建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进程中,我们才能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姜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

(编辑供稿:发展规划处战略规划与管理办公室    张玲玲)

 

 

 

 


编辑:张玲玲                                责任编辑:刘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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