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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发展动态第4期(总第79期)
2014-10-21 14:33  

Ø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取消  没了指挥棒高校怎么办?

Ø  学术权力不能有名无实——两位大学校长谈怎样落实《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Ø  看世界一流大学如何设置学术治理组织

Ø  大学治理: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上海交大的实践

【编者按】

当前,完善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已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发展目标。本年初,教育部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审批权,并通过颁布《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学术委员会在高校学术治理体系中的最高定位。可见,我国政府正在逐渐把不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交还给大学,从而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而在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渐扩大的今天,大学是否做好了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准备呢?大学应怎样进行内部治理呢?

基于此,本期简报选取一些大学校长和相关专家们的建议,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以人为本的内部治理实践资料,供领导参阅。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取消  没了指挥棒高校怎么办?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我国高校重点学科审批一直以来都是许多高校在办学过程中的指挥棒。尽可能多地拥有重点学科,获得政策与资金的支持,是许多高校努力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学科审批饱受争议,过度受到行政干预,高校发展急功近利等批评之声不绝于耳。2014年《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终于为多年来的讨论画上句号。取消审批之后,已经评上的重点学科怎么办?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审批方式?没有了重点学科“指挥棒”,高校究竟该如何理性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走偏:为评上重点学科,弄虚作假,公关评审专家、行政部门

“从1986年开始的重点学科评选和审批一直在引导和指挥着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因为这不但涉及国家对大学学科的投入,而且也成为政府和社会评价一所大学好坏的重要指标,所以每一所高校都把拥有多少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最重要的办学指标。一个大学重点学科拥有率的高低,对于学校来说就意味着政府对学校投入的多少和学校在政府和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介绍。

他认为:“应该历史地看待高校的重点学科评估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从学科方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条件建设等方面对高校进行重点学科评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高校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科研水平的上升。”

但三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后,也暴露出来了诸多问题。姜耀东举例说:“比如用统一的指标评审各校的相关学科,导致学校失去个性而追求高大全,同时,这种重点学科的评选和审批,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点学科向少数名校聚集,绝大部分普通高校很难有机会获得。”

在重点学科审批“走偏”过程中,高校自身也脱不了干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指出,“大学为评上重点学科,不按学科建设规律办事,而是急功近利,比较典型的就是花巨资引进所谓的领军人才,或者从其他高校挖来某个团队;另外,在评审中,不但公关评审专家、行政部门,还对学科建设进行包装,弄虚作假,在评审中并不鲜见。人才假引进、院士四处兼职,人才计划、成果申报中的跑、要现象都与此有关。”

用统一指标来衡量高校的发展容易带来“同质化”问题,这是重点学科审批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申报、审批的过程中,高校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利益交换的行为却也实实在在地加剧了重点学科审批“异化”的进程。

放权:高校将可发挥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

有高校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点学科目前只是5年一评,其审批的取消对于一些重点高校来说影响不大。这位负责人强调,对于有着较为清晰发展规划的大学来说,无论国家层面是否给予重点学科认定,都会明确自身的特色,将优势学科做大做强,在学校层面给予优质学科以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因为未来高校之间的竞争,除了综合实力的较量,还会有特色与个性的比拼。

因此,在向世界一流高校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首先要做的,是明确自身发展的特色、方向,练好内功。

“通过这次多项审批权的下放和取消,中央已经明确释放了信号,未来,政府会把不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全部交给大学,从而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这次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的取消,只是教育去行政化的开始,接下来在条件成熟时,招生计划审批权、考试组织权、学位授予权等也将逐步归还大学,从而真正实现管办评分离,大学真正做到自主办学。可试问,有朝一日当自主权真正掌握在高校手中时,有多少高校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对高校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有专家指出。

建议:变审批为审核,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

取消重点学科审批之所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还折射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灵魂,取消审批后,高校的发展依然需要一个有关学科评价的科学、公正的“游戏规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认为,“建议变审批为审核,以此重构高校和政府关系,因为审批意味着高校按照政府制定的学科标准进行学科建设;而审核是高校自主地制定学科标准,政府按照高校的标准检查落实情况;审批意味着政府通过奖罚权来指挥高校如何办学,审核意味着政府通过信息权来监督高校如何自主办学。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并不一定意味着取消给学术划分等级的做法,而审核是把取消学术等级放在系统的层面进行改革设计,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可行性。”

有关是否交由第三方来取代政府做出评价,专家们的观点还不尽相同,李奇就指出,“目前,交给第三方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客观可信,因为第三方组织需要时间发展成长,也需要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的保障。”但也有专家认为,适当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是大势所趋。

姜耀东就认为,“国外大学的学科建设质量的保证主要是靠学校内部保证机制和独立于政府的外部监控体制。”他建议,通过建立国际认可的学术标准和质量评估机制,明确教授、学生、大学、政府和社会等方面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责任,充分发挥教授和大学自身在质量保障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由国际同行、校外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讨论式地对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向全社会公布。

(来源:201442 日 人民日报)

学术权力不能有名无实

——两位大学校长谈怎样落实《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31日开始,《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国家规范,首次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定位。《规程》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如何理解《规程》的要求并结合高校实际落实《规程》,保障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

依《规程》确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问:在您看来,《规程》出台能否进一步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相互配合?

黄进:《规程》的出台是我们国家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举措。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而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或者说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目前,我国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即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依法治校。在这一治理结构中,教授治学如何来实现?我想主要是通过高校的学术组织体系或者说学术治理体系来实现。所以,高校学术治理体系是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内容。《规程》不仅规定了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织、职责及运行,而且对其有明确的定位,还规定了高校学术委员会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它确立了在高校内部建立学术事务归学术委员会、学术事务按照学术规则处理的治理架构,突出了学术判断和学术规则的价值与作用,突出了学术与行政适度分离、相互配合的导向,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

构建系统化的学术治理体系

问:怎样引导高校整合校内学术组织,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构建系统的学术治理体系?

黄进:《规程》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定位非常明确,它是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而且是高校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的核心。目前在实践中,国内各高校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不一致,做法不一。比如,许多高校在校院两级都平行地设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职称评审委员会等,学术权力的行使较为分散,结构过于复杂,缺乏协调统筹。我想,《规程》出台后,国内各高校都要根据《规程》的规定,修订本校的学术委员会章程或规章,进行顶层设计。

刘益春:建立系统的学术治理体系非常必要。在大学步入多元巨型时代,大学学术事务庞杂繁多,构建系统的学术治理体系是有效保障学术权力有效发挥和相对独立运行的组织基础。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建立了体系化的学术治理组织。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也积极尝试整合校内原有学术组织,构建系统化的学术治理体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把学术委员会设为学校层面的最高学术决策组织,其下包括学位、教务、学科队伍等各分委员会;另一种是各类学术方面的委员会呈现出平行关系。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主要决策科研方面的事项,其与教务委员会、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等学术治理组织处于一种平行关系。不论哪种类型,都要以能够有效保证学术事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为根本。高校学术治理体系的建构不应千校一面。这次《规程》既对学术委员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做了统一的规定,也对高校制订具体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等预留了足够的制度空间。比如,学院的学术分委员会如何组建、行使职权和运行,各高校可以基于《规程》原则、规则和制度,从本校实际出发,做出自己有特色的制度安排,

配套制度保证学术委员会地位作用

问:高校应当如何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作用,完善学术管理的体制、制度和规范,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刘益春:将学术委员会做实是切实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大学的现有体制架构下,党政管理系统是建制完整、职能完备的一条主线,也是学校管理的一条实线。同时,还有一条虚线,就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类委员会。部分高校以往由于对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作用机制不明确,导致学术委员会往往被虚置。现在高校需要以《规程》为依据,让学术委员会真正由虚变实。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发挥特别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事情:

一是处理好学术委员会和党政机构的关系。概言之,就是要实现两者相对分离。所谓分离,就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与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要尽量避免重叠,以保证学术委员会相对独立运行。二是规范学术委员会的运作。各高校需要以《规程》为依据,认真制定或完善本校的《学术委员会章程》,保障学术委员会依章运行

提升学者在学术治理中的地位

问:学术委员会可以就学术事务向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咨询或质询,对学校学术事务及学术委员会工作提出建议、实施监督,这一规定能否落到实处?

刘益春:保障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切实转变整个学校的学术治理氛围,提升学者在学术治理中的地位,逐步实现高校的行政治理体系的重心从管理走向服务,学术治理体系的重心由咨询走向决策,进一步凸显教授的主体地位,使教授治学成为大学运转的常态。要建立健全教师对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员考核评价的机制。

(来源:201433日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编辑时有删减)

看世界一流大学如何设置学术治理组织

剑桥大学:学部总委员会统管学术和教学

在学校层面设有最高的学术决策咨询组织——学部总委员会(相当于学术委员会),主要统管大学的学术和教学工作,负责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其下设学部分委员会、学院分委员会和学系分委员会,主要负责各学部、学院和学系的教学研究工作,比如课程设置、教学评估、科研、考试安排等。此外,设有30余个专门委员会,如教学委员会、本科生招生委员会、就业服务委员会、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管理委员会、研究生教育委员会等,负责对学术事务决策提供咨询,并进行监管。——据《剑桥大学章程》

斯坦福大学: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决策咨询组织

在学校层面设有学术委员会,为其最高的学术决策咨询组织。学术委员会下还设有学术计算与信息系统委员会、研究生教育委员会、科研委员会、本科生专业指导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主要就相关学术事务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各系设教授委员会,负责指导系内学术工作。——据《斯坦福大学行政管理指南》

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是董事会下设的管理大学学术政策的职能机构

学术评议会是董事会下设的管理大学学术政策的职能机构,是加州大学教授参与学校治理的重要途径。其主要的学术权力有:制定学术政策,规定招生和颁发学位条件,授予和监督学科、课程,对教师的任用、晋升以及预算向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建议。学术评议会下设若干常设委员会和特殊委员会,同时设有分校教授会。常设委员会包括人事委员会、教育政策委员会、学术自由委员会等。学术委员会是学术评议会的执行机构。——据《加州大学章程》

柏林洪堡大学:学术评议会为大学最高学术决策机构

在学校层面设有学术评议会,为大学最高学术决策机构。其下设学系评议会,负责各学系的学术事务管理,如开设课程、协调教学与研究、选拔和任用教师等。另外,设有发展规划委员会、财务预算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学术后备力量委员会、教学与学习委员会、媒体委员会、本校地位发展委员会、促进女性发展委员会等7个专门委员会,就学术事项提供咨询和支持。学术评议会也可设其他委员会,或者授权工作小组就特殊问题进行调研。——据《柏林洪堡大学宪章》

索邦巴黎第一大学:大学行政管理委员会拥有审议权

大学行政管理委员会对包括学术在内的一切大学事务,拥有审议权,科学委员会和学习生活委员会拥有建议权。科学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其职责主要是为学术事务决策提供建议或咨询。大学学习生活委员会的职责是检查教育方针、制定课程计划、签署与教学相关的协议等,也可就学生就业、入职培训和学习生活提出建议。——据《先贤祠—索邦巴黎第一大学章程》

东京大学:评议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

大学设立评议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学校最高的学术决策机构。评议会有权决定学校一切重大事项,包括校长选举、各类人员任用、校规制定、预算编制和确定招生计划、批准课程设置等。各学部设有教授委员会,由全体教授组成,主要权限是讨论决定教学和科研方针、教员人事事务、学部预算、课程设置、招生工作等与教学和科研有关事项。——据《东京大学宪章》

(来源:同上)

大学治理: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上海交大的实践

在国内,应该怎样去管理一所大学?是强调绩效、规范、激进,以管理企业的心态来进行;还是以学术自由为重,给老师和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推行“无为而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下称“上海交大”)校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长张杰在这方面感触颇深。20061227日他就任校长,此后,上海交大经历了财政收入和科研经费直线上升、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美国科技信息所衡量科学研究绩效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前1%学科数迅速增加、综合性学科框架成形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校庆‘大师课堂’”上,张杰把上海交大和自己的实践归纳成一句话,即大学治理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

大学的意义

现代大学发轫于中世纪的意大利,核心理念仅是较为单一的文化传承。到了16-18世纪,英国、德国等地开始出现一种启蒙式的大学,并在此后的一两个世纪内逐步从欧洲向美洲转移,探究型和开放型大学先后出现,理念也由内生的开智启蒙、教学科研逐步向更为外延的服务社会转变。对此,张杰总结道,随着学术中心的不断转移,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简单的文化传承,到后来和社会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最后变成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张杰所说的发动机主要指大学的创新作用。在他看来,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创新追求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以美国为例,从1840年至今的发展历程可被明确地划分为两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国家经济增长由两方面因素带动,一是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的增加,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前者相比之下更为初级、粗放。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二战的20世纪40年代期间,美国依靠生产要素进行的扩张令其在二战爆发前坐上了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但生产要素和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发展并不能长久可持续地进行下去,此时在原有量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升、实现质变就显得格外重要。从二战前后至今,美国的发展轨迹呈五个台阶式增长,航天技术、电子科技、软件、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革命充当了每次爆发性增长的导火索和分水岭。

相比之下,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还主要由制造业驱动。张杰说,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关键在于发展方式能不能从现在的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而大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承担者,是转型的引领和源泉。张杰强调,当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包含三大体系:社会创新人才的成长体系,社会科学技术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体系。此时,如何做好大学管理、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便成为关键。

制度激励下的上海交大

无论“企业治理”或是“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在张杰看来均不适用于国内高校,前者容易造成学术氛围浮躁,后者则主要因为中国大学的人才和文化还无法达到世界顶级大学的水平。

“大学里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就是通过制度的激励,给每一个在大学里面的人提供持续、全面、系统的刺激和激励。”

高校的人员组成通常分为三部分: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不同身份的人群对激励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相应地,制度激励的侧重点与方式也并不拘泥于固定模式。

Ø  要激发教师的尊严感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世界顶尖的师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国外引进教师,同时加大对自有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2007年,在国家“人才成长阶梯”的基础上,上海交大推出了自己的“人才金字塔计划”,筹集了超过5亿元来帮助海归青年教师缩短每一个成长“阶梯”的时间。此后,随着国家“千人计划”的启动,上海交大进一步扩大了从海外引进顶尖大学教师的规模,到2010年时这一人数已近400名。而在自有教师方面,上海交大启动了对现有老师包括定位、分类发展、分类考核和薪酬体系在内的“四位一体”综合改革,2012年开始试行新的人事制度,为新引进师资与原有老师这两条相互独立的体系实行并轨做准备。目前,上海交大有138名讲席教授,特聘教授和特别研究员分别为181174人,“晨星青年学者”人数达历史性的1083人,“人才金字塔”初步形成。

在科研鼓励方面,上海交大取消了国内很多高校对发表论文进行现金奖励的普遍做法。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交大认为发表论文的确很重要,但它其实只是学术追求中的一个产出。假如将学术追求简单和现金奖励挂钩的话,培养出的学生以后就会变得非常功利。2007年,上海交大改革现有的考核体系,启动了国际评估。每六到七年,每一个学院要经过一次国际评估,而且国际评估是由学校亲自主导。到去年为止,第一轮国际评估已经完成,第二轮国际评估已经开始启动。上海交大相信这样一个对考核体系的改变,可以对改变一个学校的文化、重塑这所学校的价值观和学术追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上海交大鼓励教师具有探索科学发现的甘于寂寞、勇于奉献的科学精神。例如学校从美国马里兰大学引进了一位物理学家,他的科学追求是直接测量暗物质,但是暗物质的测量不是马上可以发表文章的,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出科研成果。但这样的科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在于,它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也可以有这样一批科学家: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科学追求,可以默默坚守。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才会影响下一代,鼓舞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追求。

Ø  要激发学生的自豪感

在如何激发学生自豪感的问题上,上海交大曾先后有800名老师、历经了长达8个月的讨论,最终得出应该改变传统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从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等方面进行培养,并从2008年开始试点。该年,针对拔尖人才的培养计划——上海交大致远学院成立,张杰对此的总结是倾尽全校优秀师资之力“培养未来的大师”;2009年卓越人才系列计划启动,包括与法国巴黎高科合作的卓越工程师,以及卓越医生、法学人才培养等;2011年实行了加强研究生改革力度的八项措施。

Ø  让管理人员也有成就感

在管理人员的激发方面,上海交大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愿景是,大学的发展与每一位师生员工都密切相关。学校从2007年开始启动“交大2020”发展规划的编制。规划编制不是简单按照学科的发展规律做一个预测,而是基于国家发展对大学的需要来设定,即:202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与2020年的中国相配的、顶级的中国大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大学?有了这样的视野,上海交大再去想自己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再去建立一个战略路径,把现在的发展基础和2020年的战略目标挂起钩来;与此同时,用全球的视野来发展,广聘天下英才。从2009年开始,上海交大把规划发展目标分解到每一年。此后就在这一年的完成情况上,制定出以后每一年的发展目标。如今,在每一位交大的院长和校领导的桌子上,都会摆一个交通大学的战略地图。这个战略地图清晰地告诉大家,每到一个阶段,每一个学院或者整个学校分别应该达到怎样一些目标。此外,上海交大2008年重建了学术委员会,启动学术和行政权力的平衡,2009年开始对财务管理进行综合预算,2009年开始从较为粗放的经验管理转变为规范管理,并正式启动目标管理。

张杰校长最后总结说:过去五年,交通大学走得很快,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交通大学过去五年的发展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发展。行政主导的发展效率高、决策速度快,但是它同样也有坏处。它的坏处在于,行政主导下的发展是一个简单的放大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正确决策会被放大,错误决策同样会被放大。所以面向未来,交通大学还要实现三大转变。第一,从行政主导的发展,转变成学术主导的发展。第二,要从“校办院”转变成“院办校”。现在是学校要求学院发展。未来,我们希望是学院要求学校发展、向学校要政策。第三,也是最根本的转变,就是要从“学校要发展”,变成老师和学生在交大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形成这样的格局,交通大学就会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来源:2014318日解放日报、201444第一财经日报,编辑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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