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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发展动态第3期(总第78期)
2014-10-21 14:31  

本期专题

Ø  两会期间有关高等教育讨论摘录

Ø  媒体访谈

【编者按】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继续增加中央财政教育投入,提高使用效率并强化监督;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

2014年,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开局之年。两会期间,教育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焦点问题被代表委员高度关注。现将两会期间,两会代表、委员就教育改革、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等热点教育话题整理如下,供领导参阅。

 

两会期间有关高等教育讨论摘录

议题

两会代表

内容

来源

教育体制改革

李培根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国家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现代化,建议把教育现代化作为今后改革的一个重点。现代化教育宗旨的核心,应该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对老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华网

林建华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

拓展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郑永扣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

建议国学专业应进行国家层面的规划,进入高校专业目录,设置国学学位,成立相关教学委员会,加大投入力度,推动全国国学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张玉坤

全国人大代表、盛京银行董事长

大学教育不是普及教育,应该控制高校招生规模,严格审批专业设置。

人才引进

郑强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

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人才到西部干事创业,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同时,西部地区也要为人才创造更多的平台和机会,采取事业留人等办法把引来的高端人才留住。

新华网

大学生就业

周绪红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校长

别把就业率当政绩,当一个大学的校长,不同于在一个地方当官,校长的本质工作是治校,不能把学生的就业率当做政绩,而是要通过校长的治校、改革,回归教育培养人才的核心本质。“大学的教育,不该‘唯就业’,就如同经济发展不能‘唯GDP’一样,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

单纯讲教育好,就业就好吗?谁敢担保,哈佛大学的学生到任何地方都能就业?你也不能说一个完全没读过书的人,就找不到工作?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需要从就业获取一些信息来反思我们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要教育改革。”目的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完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是多样的。

重庆晨报

曹德旺

中国首善的全国政协委员

不去北上广照做人上人。

扬子晚报

徐晓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海龙集团董事长

重塑男女平等新观念。

中新网

毛杰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教育局长

用人单位提出“非211985不要”这样的条件,本身就会伤害公众对教育公平的期待。希望可以从法律层面上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排斥非“211”“985”高校的毕业生。

新华网

 

去行政化

 

姜耀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大(北京)副校长

 

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但依目前的情势而言,还没有完全去行政化的条件。长久以来,困扰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钱学森之问”,也是高校行政化的体现,高校校长有级别,大家都想当官,谁还愿意安心做研究?政府把高校的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掌握了,导致高校领导只能唯上,不然不仅学校没经费自己饭碗也可能不保。

人民网

罗崇敏

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

中国大学的官场化屏蔽了大学的本质,大学应该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创造的摇篮。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难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干部制度改革,难在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废止。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

刘占芳

全国人大代表、重大航院副院长

“处长礼堂、科长操场”现象亟待改变。学校的重心在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高校不能在行政和教学科研上‘双肩挑’。按照高等教育自身规律,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大幅减少部处机构的设置,以提高效率,这项工作亟待推进。对不同高校的定位和特点,应该实施分类指导,以法规确定高校职能部处机构设置,限定职数,同时制定此项改革的时间表。

蔡达峰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副校长

高校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它有自主办学的权利,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法律建设是基础,在法治有效的前提下,高校才有自主的依据,政府与社会才可以规范监督。脱离了法律,“扩大”或“减少”都无从谈起。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把朱清时与蔡元培作一比较,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官僚体系与专业的冲突。但是蔡元培的压力要远小于朱清时的压力,蔡面临的只是一个学校内部,朱遇到的是则是一个深入到我们国家肌体的管理体制。教育去行政化,他可能在南科大不能做到,但他提供了一个案例,知道了问题症结所在。成功的不一定在南科大,但是改革的方向是确定不变的。

朱永新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不能轻易地说朱清时的改革失败了,朱清时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符号,他的一些理念、思想、探索有其合理的价值,虽然他有些梦想没有实现,但并不能说他的探索已经失败。

葛剑雄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图书馆馆长

南科大可以单独招生,不用走高考这条路,但是家长有风险,要敢于实验,不可能两边好处都占。如果想稳妥,那就去其他学校;如果真认为是人才,即使没有高考,没有教育部颁发文凭,也不用担心。朱校长做的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要指望有推广性和普遍性。因为南科大目标是让深圳仿照香港科大,短时间办成高水平研究性大学,不是全国都有这个条件。全国要都想办这类学校,条件不成熟。

刘晓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政协副主席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用大学的规章规范高校内部治理机构,清晰界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推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激发高校办学活力。要下放高校自主权,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落实高校校长之职权,逐步推行教师职称评定由高校组织实施的制度,尽快改变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高校办学水平、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升格评估机制,向高校下放招生自主权等。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高校行政化是教改纲要想着重解决的问题。明确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对于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的问题。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

张志勇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教育厅副厅长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正如,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激活企业的活力一样,要激活学校的办学活力,也必须通过改变公共教育的供给方式,完善教育资源配置,通过制度供给改革,给学校放权,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兴办学校,到底有什么自主权?我国至今没有《学校法》来规范。从根本上说,《学校法》的立法到了必须尽快启动的时候了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高校去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二是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郭大成

全国政协委员、北理工党委书记

高校领导层应克服行政为主的思想,真正服务好两个主要群体,围绕教学和科研服务。近些年北京理工大学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特别是政策制定方面向教师和学生倾斜。目前北京理工大学的岗贴设置,学校主要正职领导,低于院士;副职领导低于一些中青年骨干,这些政策制定有利于克服官本位思想。

自主招生

韩圣浩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校长

尽管教育部和各大高校都在探索尝试新的自主招生招考模式,但主要是为了给学生减负。一些高校在自主招生时,考查的科目很全面,有些试题难度大、题量大,学生考完身心疲惫,这就偏离了自主招生的主旨。已经有高考,就不需要再有‘小高考’了。在前期选拔考试上,千万不能让其演变成另一种高考。

人民网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将自主招生时间安排在高考之前,会有一些弊端:首先,会与期末考试相冲突;其次,共性与个性测试时间的颠倒,必然有悖自主招生原则。事实上,西方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在内的自主招生考试,通常是先“共性测试”,再“个性测试”。而我们的自主招生却在颠倒这一模式,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小高考”;由于考试难度不断加强,必然增加学生的焦虑感。

高校腐败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人大事件虽是个案,却折射出高校管理体制中行政主导、专断独裁等问题。从长远看,应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以及专业的自主招生团队,确保社会舆论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民网

郭大成
全国政协委员,北理工党委书记

自主招生这一块,弹性很大,去年一些高校在自主招生考试方面也出了腐败案。后来,一些学校紧缩了这一块,也有些因噎废食的嫌疑。所以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就很重要,这个学生水平到底怎么样?该不该招?可以通过邀请的第三方评审委员会来确定,学校避嫌,为腐败脱敏。

丁烈云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

各学校在自主招生的操作细节上有所不同,有的是出分过线后报考,有的是考前组织考试。那么,学校组织的考试就成了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最应该杜绝腐败。
东北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非常严格。上个月27日进行的考试,组织面试的教师和考官都由抽签决定,并非事先安排好。考生分组也是临时抽签,随机性很大。

韩进

全国人大代表、武大党委书记

自主招生在考试层面不存在问题,可能在后来运作层面上,出现了像人大招生那样的问题,但这只是个提醒,只是个个别现象。人大招生出现的问题和国家自主招生是两回事情,自主招生制度需要改,但自主招生,总体来说给了学生更多的机会。

雷照荣
中南财经大学学工部部长

去年的自主招生试题是由武汉市部分中学的老师命题,娱乐性较为突出,人民大学自主招生的问题被曝光后,教育部先后五次向我校发函,强调招生纪律。今年的自主招生的试卷的命题、印刷,都由外省的专业机构秘密进行,试题的形式也回归传统。

自主招生模式

黄德宽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

自主招生可以在某些高校试点进行,但规模不宜扩大。自主招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现行的社会大环境下,如果社会腐败现象严重,自主招生很难不受其干扰,不能让自主招生成为某些官员腐败的工具。

现在部分高校联合起来,形成自主招生联盟,实际上这对其他高校也是不公平的。我不赞成自主招生都放开,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可能造成自主招生的失败。

人民网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高考成绩出来后,可以划定高校的分数线,学生提出申请,高校可根据高中成绩再进行个性测试,以便进入一个多元化测试体系。建立先“共性测试”再“个性测试”的模式,最能折射高校个性。

 

丁光宏

复旦大学招办负责人

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替代‘复旦水平测试’成绩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各省市推行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全科类的,涵盖了所有的高中课程。在绝大多数省份,学业水平考试将是以整个省为单位的国家级考试,是一个由政府出面组织,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登分,统一向社会发布的比较标准化的、科学严谨的考试。由独立机构来组织考试,对大学而言就是招考分离。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在高校很大一个问题是学校选不到合适的人来学习本专业,学生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人民大学,学理科的人大都是‘拉郎配’,选的是‘牛’,而不是本专业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人。高校自主招生应体现的是学校的自主权,教师的自主权,目前我国140多万名高校教师,他们对自主招生的参与度太低。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

目前我们的自主招生存在短板,在人才综合选拔评价体系、院校招考队伍专业化等方面亟须补课,但决定改革成败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关键是放权放到什么程度,把过去政府包揽招生转交给各专业组织和学校。不是以考官和政府为主体,而是以学生和学校为主体。这种新的招考制度过程公开透明,更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更好地满足学生意愿,这样才能破除分数迷信,回归教育本质。

龚克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

据我了解,现在一本录取率只有10%。以2011年为例,211工程的高校招收学生52万,985工程的30多所院校招收学生14万人。高等教育资源和老百姓的教育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国外来中国办学很重要,不存在对国内高校的挤压问题。

教育公平

李光宇

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继续加大重点高校对中西部地区的招生力度,加强农村学校的建设,改善农村学校的教育条件,使农村与城市青少年都能享受到相对平等的教育,有效地推进教育公平,减少地区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城乡教育差别。

新华网

王路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

用信息化助推义务教育公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不能忽视城乡教育一体化。”关注如何促进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公平的问题

葛剑平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主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一是搭建教育发展共同体,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二是实行教师校长轮岗制,逐步缩小校际间管理水平差距;三是建立和完善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督导机制;四是让特色创新成为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刘祥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冈中学校长

将教育投入保障情况和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纳入地方党政干部考核体系。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能从机制上保证教育事业应有的发展地位和政策措施的落实。

怀进鹏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给予贫困地区学生更多机会进入重点高校学习,是教育公平的体现,需要提升基础教育资源作为保障,而信息技术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

胡凌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重点高校一定要分类:大学一定是有层次一定是有分类,有不同的大学,一定有培养精英的大学,一定有面向大众化的大学,一定有面向职业教育大学也一定有面向学术研究的大学。“如果说大学完全不分类都一样,都承担一样义务的话,那这个国家的大学肯定是办不好的。

入学上向贫困生倾斜有违社会公平:如果一个地区的基础教育没上去,国家通过照顾的方式让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就读重点学校,会面临很大的困境。他很担忧过度的照顾不但不是关心孩子,反而会害了孩子。

“要么为他单独开班否则根本不可能跟上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全部是全国前一千名的小孩,前一千名的小孩什么概念?去年大概一千万考生,进北航的人一定是前三万人。这些小孩来了以后他的接受能力、反应能力极强,如果来自一个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很差的学校,我们通过照顾的方式让他进来,他会面临一个强大的环境压力,我是担心他心理承受不了或者他根本跟不上学习。“

我们很努力构建一个奖惩代补的体系帮助贫困生,入学上一定向他倾斜的话这就有违社会公平问题了。上大学还是要通过考试,你的能力水平还是很重要的,能力水平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上兼顾社会公平比较合适。

董雅娟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农业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山东布莱凯特黑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是希望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科研和教育经费的投入,再就是建议国家出台一些母牛养殖的补贴政策。

光明日报

张杰庭

全国政协委员、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会长

我跟国内一所著名大学有合作,这所大学的人跟我讲,他们买一个六千万的设备,放了五年都没动,没拆过包。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说白了,这些实验室应该开放,就你这几个人用,别人不能用,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哪怕你让他有偿使用,没有必要重复购置。所以我觉得中国最主要的还是缺少顶层设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新文化报

媒体访谈

人民网:

Ø  龚克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

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比去行政化更深刻

“创新人才培养涉及的改革,是比去行政化更深刻的一个改革。”今天,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做客人民网时提出,灌输式教育模式不利于启发学生的主动性,不利于启发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挑战。

龚克认为,我们教育出来的人的创新能力不如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那么多,跟我们的教育模式是有关系的。我们从义务教育开始,一直到高等教育,或者说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就是灌输式教育。“我们的必修课特别多,专业非常细,讲的课时比国外要长,为什么?”龚克认为,这都是贯彻了这种灌输思想,老觉得有一种新知识进来怎么办?要加一门课,为什么要加一门课呢?没有这门课学生怎么能知道这个呢?假如你不教,学生就不会。结果就越教越多。

“其实我们离开学校以后这么多变化,我们今天很多东西都不是在当年的学校学的,是不是当年没讲以后就不会呢?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观念要转变,这个观念转变以后会造成教学模式的转变,从高等教育到初等教育的模式都要转变。”龚克认为,这种转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很难完成的。

龚克认为,创新是一种主动行为,一定不是被指令去做的。这就要求从小培养起主动总结吸纳、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教学模式是老师负责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学生负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创新的关键在于提出一个科学的问题,我们的学生从小缺乏这样的锻炼。

龚克表示,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需要老师、家长和学生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高考制度的改革。因为,学生重视哪个科目,家长送孩子去课余辅导班,都是为了考试需要,这就使得学生学习变成一件很被动的事情,而调动学习主动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归根到底,还是要实行高考改革。

光明网

Ø  宁桂玲全国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国际化人才培养挑战高等教育

内容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化人才培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记者采访了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宁桂玲代表。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化人才培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记者采访了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宁桂玲代表。

记者:怎样认识和理解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内涵?

宁桂玲代表:首先要定位国际化人才。学生在大学除要提高道德修养外,应该学到的两个本领是创新能力应变能力。而要创新就应知道什么不是新;要应变就应掌握学与用的灵活性。一名大学毕业生如能在同行中显示出很强的创新和应变能力,并快速适应国内外的新环境,可称为国际化人才

记者:应采取何种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

宁桂玲代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经历了走出去”“请进来”“联合办学联合培养等不同阶段,这是国家层面实施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哪种方式更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选择走出去(派学生出国学习)一定是最佳方案。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种人才培养计划,包括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在国内办学、合办专业;学生出国攻读学位、2+2等联合培养方式以及学生海外实习等。因校而异,各有所长。

记者: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应重点抓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宁桂玲代表:首先是高校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这非常重要。还有一方面更为重要,就是高校管理队伍的国际化,重点体现在管理理念、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

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所谓的管理理念,就是学校不同层面管理者的国际化视野和水平。对于理工科高校而言,院系或专业层面的培养方案设计尤为重要,应基于具体专业领域制定更切实、更有效的学生培养方案,包括课程体系、授课方式、学生国际实训实习/合作交流、教师引进标准等。所以,培养方案的实施,更应以院系或专业为主体,围绕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培养,让学生真正接受本专业领域名师的训练和指导,以拓宽视野、锻炼技能,应对国际市场可能出现的新环境、新变化。

人民网

Ø  李和平: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学科质量高低同行心里有谱

取消对国家重点学科的审批,是扩大高校自主权的一项有力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再衡量各高校学科质量的高低,因为同行学者和教授人人心里有本帐,十分了解本学科的情况。

今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了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其中包括取消国家重点学科的审批。李和平认为,这就是国家在落实高校自主权的一个具体的举措。学科的实力和水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统一来组织学科的评审,对于学科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高校应具有适合自己的独特定位和发展方向,在同一个学科上有不同的特色,取消重点学科的评审,有利于学校科学地确定自己的学科发展方向,有利于高校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发展的方向,从而使得我们高等教育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对于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后,学科质量的评价标准,李和平表示,同行之间的评审和比较,无时无刻不存在。对于各个高校学科水平的高低,最具有发言权的往往不是评审机构,而是该学科圈子里的学者和教授。比如,清华大学有这个学科,合肥工业大学有这个学科,在学科圈内都是清楚的,你的学科是什么特点,我的学科是什么优势,圈子里的同行人人都是比较清楚的。同行之间的相互交流、比较,无疑就是一种评审,而这种评审虽然看不见,但更合理客观。

高校青年教师的住房状况会逐步改善

青年教师的综合实力和科研潜力事关高校的持久竞争力,因此,要为青年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解决其住房等实际生活问题。

李和平在谈到高校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时说到,现在绝大部分的高校,都在想方设法解决青年教师的待遇问题,因为他们刚刚毕业,能力还在逐步地提升过程当中,社会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过程当中。应该说,他们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面临工作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很多高校为了解决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专门盖了一些周转房,让暂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住房的青年教师有地方住。还有一些学校采取了市场化的方式,为青年教师购房提供低息贷款甚至无息贷款。

李和平说,作为青年教师本人来说,也要看到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一方面,要有艰苦奋斗的准备;另一方面,要牢记自己发展学术、教书育人的职责。伴随着高校办学经费保障机制的落实以及高校自主权的扩大,李和平坚信青年教师的在住房、生活待遇等方面的状况都会逐步得到改善。

扩大自主办学权需高校自律和政府监督

扩大高校自主权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从市场化观念和改革的观点来讲,高校是办学的主体,这个主体责任必须认真履行好。一个主体要能够有效地履行责任,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权力。从政府角度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来说,只要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的方向,按照教育规律、经济规律办学,就不能给它太多的限制。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或多或少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扩大自主办学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必然选择。

但是,在高校要求扩大自主办学的浪潮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2013年一些自主招生腐败问题被揭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李和平认为,人民大学的招生腐败案件只是一个个案,绝大多数学校还是认真按照规则和章程来做事。但是,高校在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同时,更应该加强自律,自主和自律是并行的。如果高校没有自律能力,自主权给得越多,给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从目前观察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高校能够自主,也能够自律,能够构建相应的制度体系,能够保证各项工作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展开,而不会出现像人大这种情况。政府不应该因为个别学校的个别案例而减少高校的自主招生名额。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从制度体系上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建立起完善的高校自律体系。

扩大高校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大撒把”,而是要更好地履行监督责任。高校在自主自律的前提下,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才能确保其健康发展。最后,李和平表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抓就紧、一放就乱”的担忧,但是,如若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传统的计划思维走向市场思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些乱象,但是不乱,就很难得到大治。我们要对高等教育改革充满信心。

去行政化未定型给高校改革提供巨大空间

高校去行政化的核心在于通过有效管理方式的重新构建,最大限度释放高校的办学活力。

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成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焦点问题。李和平认为不能狭义地理解所谓的“去行政化”改革。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强化学术在学校的主导地位。现在很多高校的学者、教授都愿意在行政岗位上做点事情,这样更容易获得一些学术资源,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去行政化,归根到底是要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让教授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让教授们最大程度地参与到学校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现中去,而不是使一些行政单位、行政官员分配资源,决定学校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学校的走向。只有这样,高校的办学活力才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出来。

在谈及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保障时,李和平谈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很多大学都为去行政化改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是,改革任重道远,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实际上还是得围绕单位领导、校长管理学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四个主题展开,还是要有相应的政策制度来跟进。但是,怎么样更有效地扩大教授治学的权力,怎样能够增强学术在推动学校发展中引导作用,有待专家学者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总结。比如,有些学校探索教授委员会,有些学校也搞校务委员会,有些学校成立相应机构,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逐步改革和完善的过程。现在还很难说哪个制度是定型的,正因如此,也恰恰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Ø  张尧学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校长

改革的最大难点是价值观的改变

张尧学认为:“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面临的问题非常大,最大的问题是人心,是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出了问题。就学生而言,18-22岁本是人生最好的阶段,应该有很美好的回忆,而现在的孩子们则总是怀着一种很急躁、很压迫的心态,因为他面临了太多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教师收入本来就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有句玩笑讲,教授满街走,教师不如狗。教师在大学里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管理层当然更不用说,存在行政化的问题。这样就势必带来学校在学风、在教学和科研的比例、在对学生的培养、对培养什么人的这些问题上有比较大的隐患。”

因此,中南大学在2012年推动了全校的综合改革,人事、后勤、教学、科研全部都卷入到了改革中。

青年教师没评上副教授不准上讲台

张尧学说,改革后,中南大学的青年教师在没有当副教授之前不准上讲台,只准搞科研。他认为,青年教师如果没有学术上的成熟就上了讲台,某种程度是误人子弟。为了让这些青年教师认真搞科研,对刚进中南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学校开出了12.5万左右的年薪,同时取消考核,希望青年教师在八年期间能够尽心尽力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示出来,把自己喜欢做的科研做好,先过好科研关,再上讲台,再教学生。

张尧学认为,大学青年教师应该全部去搞科研,为国家培养后备力量,为了让他们不要受论文的困惑受多少成果的困惑,必须把急功近利的评价模式。

一次罚六万将教授“撵”上讲台

张尧学说:“除此之外,中南大学还树立了新的课程体系,要求各学院针对培养目标,重新设置课程,让一线科研最好的教授来讲课。教授如果不上讲台,一次不上课扣全员绩效的1%,十次不上就扣10%,上不封顶,扣完为止。曾有一次,一个教授自己没有上课,让博士生代课,最后一下子扣了学院六七万块钱。这样一来,下次谁也不敢这么做了。”

用这种办法,把教授、副教授都放在讲台上去,希望他们讲好课,把年轻教师都放在科研上去,让他们在35岁这个人的创新峰值期之前做创新,35岁之后做学术带头人,带着年轻人一起搞科研。然后同时给学生讲自己的科研经验、人生的经验,把学生真正教成既创新又认真、做事情又有规则的学生。

学生自编歌曲促使张校长装空调

张尧学说,大学应该是超越时空的,作为一个人类文明传承的一个核心的堡垒,它应该起文明传承的作用,是引领社会的正能量。

因此,中南大学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正能量。张尧学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比如我自己,学生所有的来信,我都是亲自回,每一个问题我都自己解决。解决不动的,我自己出面解决。去年一年学生给我们做了一首歌,就是用的《董小姐》的曲子填词‘张校长要装空调’。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决定要在今年五月一号之前解决学生的空调问题,现在施工已经快结束了。另外,我们的食堂,现在是湖南最好的高校食堂,学生每买一块钱菜,学校财政补助一毛钱。学生只要对吃饭或者生活有什么意见,都是校长、副校长自己出面解决。”

除了生活条件之外,中南大学还改革了学生的课程体系。把学校的实验室24小时开放,让学生有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去实验室做实验的平台。实行小班教学,推进新的教学办法,只让老师讲三分之一的课,把三分之二的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进行讨论。

张尧学说:“我们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得到个性化的培养和个性化发展。学生要是学习的主人,不是学习的奴隶。”

最后,张尧学表示,目前改革最成功的地方是心劲,是让大家的心都聚到了学校里,大家的正能量都在爆发。

别因怕腐败就用高考一把尺子选学生

要防止自主招生腐败发生,不能限制自招,而应推动自主招生的法制化,公开化。

张尧学表示,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招生应该是大学的权利,但我们现在处在国家帮我们招生这么一个阶段。而实际上,大学只有5%的招生自主权。今年由于有些学校在自主招生的工作上做得不是太好,教育部反复要求,对5%要严格掌握,而且校长、书记都公开承诺,不准点招一名学生,否则将面临辞职,罚款的处罚。虽然这样做是出自防止自招腐败发生的目的,但现代社会对高校培养特色人才的发展要求更高了,没有特色的招生就难以“特色培养”。因此,国家不能因为害怕腐败而选择让高校只用高考这一把尺子去选择学生。

张尧学也谈到,自主招生确实可能带来腐败和对贫困学生不公平的问题,但他认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应该在于事先制定学校的考试与录取办法后向社会公布,做到公开化,法制化。

张尧学说:“我最近看一个消息,美国有一所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生,他的成绩都很不错,但是他这个成绩不错是怎么来的呢?是通过计算机去侵入分数系统改分改出来的,最后美国的司法毫不犹豫把他抓起来,判了四年。如果你有这样的法律存在,严格执法,我想每个人都会在法律面前想一想,这件事情该不该做,所以应该是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依法治教育,靠法治保证健康的发展。”

对于贫困的学生如何能有机会参加考试的问题,张尧学说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国家可以拿一笔钱给这些贫困的优秀学生,资助他们参加考试。另外,对于高中或者大学,也应该奖学金,为考生提供路费和报名费,这样做的话,既解决了贫困学生入学的问题,又能够确保自招进行。”

Ø  郭大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党委书记

独立办学需多部联合依法行事

郭大成表示:教育部关于建立独立学院的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是对于独立学院在规范化建设、提高质量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法规性文件。但是,由于它涉及到土地划转问题,涉及到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像这些问题单纯地由教育部门推进是有困难的,希望相关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给予支持,只是教育口的一个令是难以推进的。

理顺教育与资本的关系首先要为26号令“正名”

郭大成还结合本校经验,谈到教育和资本的融合过程中还需更多指导。很多办学的合作双方签订的协议都是在26号令之前确定的,有一些是按照企业的办法来推进教育和学校建设,不管怎么说,教育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它不应以赚钱为目的。郭大成建议在实践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地按照26号令来实施,如果26号令能够成为国务院的条例,提升它的权威性,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可能会走得很好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第一项任务,或者应当从核心任务这个角度来看待。教育改革未来无论怎么改,不变的初衷是培养人才;要转变思路,从各个方面来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

德育先行,育人为主

郭大成认为,在培养学生成人、成才上,成人是排在教育的第一位的,“首先要做好人。我们学校的校训是:德以明理、学以精工。实际上就是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放在首位,学生本身首先要学会做人。”郭大成进一步指出:学校在改革教育中不仅仅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水平,更应该注重与同学们在学习以外的方面进行沟通。北京理工大学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推出了德育答辩制度,让同学们自己约束自己;在学生们中推行“小导师”制度,高年级同学带低年级同学,甚至有一些已经离开学校的师哥师姐们也回来把他们在学校,在社会上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传递给学弟学妹们。

家校联合教育,平滑过渡台阶

谈到高中和大学之间的教育转变,郭大成说,大学以前,是一种学校和家庭的捆绑式教育,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的导向;现在不同了,上了大学什么东西都得自己来,这种变化让很多刚入学的学生很不适应。于是北京理工大学探索出了一套体系,让同学们熟悉大学,了解大学。“比如,我们从2008年开始,成立了一个由一二年级学生组成的基础教育学院,学院内实施‘家校彩虹’,让家长和学校一起开展联合教育,这样能让低年级的同学们进行平滑过渡,逐步让同学们自立,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我约束。”

设立大学预科,保障教育公平

郭大成说:“李克强总理在上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要特别关注贫困地区孩子的入学、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这是关系到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他说北京理工大学这些年来虽没有专为边远地区贫困孩子上学设置硬性指标,却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这些年来在民族预科生的培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秦皇岛专设有一个校区,每年培养五百多个民族预科生,专门为他们开设一年的预科学习,在一年的时间里尽量缩小他们进入大学正常学习的差距。我想在这次的会议中提出一些这样的建议,给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公平教育的机会。”

Ø  李培根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学生不是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

从人的意义上面理解教育,最核心的是让学生自由发展。

李培根认为,这些年,咱们国家的教育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已经实现了教育的现代化,似乎还有一点勉强。“我建议应该把教育现代化作为今后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李培根说:“教育现代化包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宗旨,我觉得需要重新审视咱们的教育宗旨。很多年以来,我们强调的是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这是需要的,但是,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是不够的。实际上,我们不自觉地把学生培养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这样容易导致教育的模式化。因此我们不能够只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教育,更重要的,还是应该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

李培根解释道,从人的意义上面理解教育,最核心的是让学生自由发展:“其实马克思就强调了这一点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建设里,只有学生个人发展好了,将来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了这一点,但现在,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层面去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把学生当做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是对老师的挑战

现代化教育宗旨的核心,应该是让学生自由发展,但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却对老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李培根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学生当成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这是有问题的。华中科技大学几年前就在党代会上决定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转变。”他同时也表示,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要带来真正的变革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华中科技大学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把学生的实践从在老师的框架里实践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实践,在学校形成一个很好的课外创新活动的氛围,让学生在这里面真正得到锻炼等。

李培根认为,越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就对老师提出的要求越高,一个是对教师工作量大了,一个是对教师业务的挑战。学生所主动学习的东西,学生的创造力,未见是我们老师懂得的,比得上的。因此,一个优秀的教师一生也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教师也要有向学生学习的精神。大智慧的老师是善于向学生学习的。

高校腐败的部分原因在教师工资过低

高校腐败的部分原因在教师工资过低,遏制高校腐败,应在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工资收入的同时严格控制工资外收入。

曾有专家认为,大学自治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出路,但李培根不这么想。他认为大学自治很重要,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确要让大学有更多自治的权利,同时选择党信任的人领导大学。但大学腐败的根源却不一定在大学自治,而应在社会,高校腐败是社会上的腐败程度在大学里的一种反映。除此之外,大学腐败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教师工资过低,大学教师的生活难以为继,大学的好教师流失。

李培根说:“我们现在因为正规的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太低,太低就一定要其他的方面有一些补贴。当然有一些人意志不坚定的就想其他的想过头了,就走上了腐败。几年前我讲过,我今天依然是这个观点,我觉得遏制高校腐败要两方面同时并举,一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工资收入,另外一方面严格控制你工资外的收入。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缺少人格教育

高校投毒案的发生反映出少数学生身上存在不健全的人格,大学教育中人格教育的欠缺是导致案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李培根说:“大学生身上不健全人格的存在有很多原因,一个可能是受社会不良的风气的影响,大学生把自己孤立在一个虚拟世界中,再一个我觉得,是大学人格教育的欠缺,教育的现代化要更加重视人格养成教育。而我们当前大学却存在人格教育被遮蔽,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教育的现象。”

李培根认为,人格教育的缺失导致的恶果,将会阻碍现代化进程。人格教育养成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表示大学的人格教育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渗透,一个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政治课,要增加人格养成这方面的内容,不要过分地为意识形态所遮蔽,在课堂教学形式形式上更多样化。另外,就是在专业课的教育中间,教师可以把人文情怀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的。

对于后一种教学方式,李培根以美国的一所大学为例,讲解了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的可行性:“在美国,我看到机械系就是推行服务学习,他们把学生送到南非贫穷的乡村里面,让他们体会这种生活状态,这些学生结合他们的专业,思考未来我们是否能够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为这样一些人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李培根说:“总而言之,我们要在学校里形成一个生动的人格教育的氛围,这些氛围会让我们的学生自然地受到熏陶。这比课堂上的说教更重要。”

 

教育报:

Ø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教育改革要敢于突破关键问题

教育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若劳动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干部制度不改变,教育很难真正改变。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问题,关于教育的很多问题都离不开社会大系统。

在教育改革中,有一些问题没有形成全社会共识。例如,到底什么是好教育,教育究竟面临什么问题。我一直呼吁进行一次全国教育大讨论。对于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没有辩论,没有碰撞,形成不了真正的智慧。

教育如何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应该被关注。这是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深刻改变生活的时代。在新技术环境下,教育当然也会变。这需要国家层面来应对。现在,巴基斯坦选择美国名校课程的人数已经超过中国,印度的大学生选修世界名校课程的总人数也已远远超过我国。这种教育形态的改变是教育的大问题,我们研究得不够,思考得不够,应对得不够。

还有立德树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把人引向何方、培养什么样的现代中国人的问题。这是教育最首要的问题,所有的教育改革工作都应该围绕立德树人展开,这是教育的灵魂。同时,还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可以看到,当前,外来文化已经渗透到我国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历史记忆等,却距离生活越来越远。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才会叶茂。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教育在其中的特殊使命,要系统研究、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以多种形式对所有学科教师进行相关培训,还要在社会生活中普及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在学校生活中全面贯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学校立魂”的理念。建议成立国家翻译院,引进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果,也把中国最好的成果翻译成外文,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

加强教育立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立法相对落后。因此,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六修五立”的教育立法计划,建议调整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计划,把“六修五立”的教育立法工作列入本届人大的工作计划,确保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对于“六修五立”没有包括的教育立法内容,如《国防教育法》、《中小学图书馆法》等,可以在进行相关立法时考虑先纳入部分内容,条件成熟时再单独立法。还要加强教育执法检查。《义务教育法》等教育法律至今没有一个判例,说明我们存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需要引起充分警觉,加大落实力度。

Ø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

改革需要勇气,也需要科学的方法

我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改革”一词贯穿全文,共出现了77次。可以说,“改革”是报告的主题和主线。

第二,要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难度有充分认识。按照我对报告的理解,过去的改革主要是改外围,当前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则是要改核心、改自己,每一项改革都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改革虽然艰难,但是必须要改。

第三,需要思考如何改革。改革仅仅有勇气、信心和决心是不够的,必须找到突破点,一是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老百姓关心什么就要改什么;二是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也就是从体制机制问题改起;三是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的共识环节改起。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改革,主要讲了四项内容。一是积极稳妥地改革考试招生制度,这个问题是有共识的,即大家都主张要改,但是怎么改涉及策略问题和路径问题。二是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这是指要按照教育法的规定,省级政府作为地方政府负有统筹协调地方教育发展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我们注重中央的统筹,但是如果仅是自上而下发号施令,没有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与积极配合,改革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目前国内走在前列的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地区,已经有非常好的经验。三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四是改革办学体制。强调要鼓励发展民办学校,解决好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协调发展、通过发展民办教育来改革现有办学体制的问题。

第四,不仅要敢于改革,还要善于改革。我们有的改革,常常是出于好心,或者出于勇气,但是不注意方法,最后改革效果非常不好。

关于简政放权,把权力放下去之后,下一步怎么改?政府的责任是什么?这些是需要考虑的。改革不仅要放权,还应积极扶持社会力量,扶持第三方和各类社会组织,让他们来支持和监督教育发展。改革还要从国情出发,怎么改革也不能脱离了学生,不能脱离了国情。自主招生是好事,但是若在现有国情下推进过快,就给腐败创造了空间。

所以,有好的改革目标,还要有好的方法,改革要注意步伐稳妥。

 

(整理撰稿:发展规划处战略规划与管理办公室  张玲玲 李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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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发展规划与综合改革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