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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发展动态第13期(总第75期)
2014-10-21 14:19  

Ø  中国大学智库建设的基本情况

Ø  理工科大学在智库建设中大有可为

Ø  “文科战略”提升理工科院校学术地位

Ø  理工科优势的大学文科发展历史、现状与特征——以美国五所世界一流大学为例

编者按: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各国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硬实力”,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已成为新的竞争点。智库作为国家思想创新的动力源泉,是“软实力”竞争的关键。大学智库因其充分发挥思想创新、政策建言、影响舆论的重要作用,可以逐渐承担起为政府培养人才的作用,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并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传播的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智库”建设的高度作了重要批示,刘延东同志围绕国家“智库”建设开了专门研讨会,国家“智库”将成为政府的外脑,也将成为第五权力中心。我校申长雨校长在本学期初全校干部大会上提到的“机遇性工作”之一就是国家“智库”建设,这为我校文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于此,本期简报整理和编辑了大学智库的相关资料,并就目前国内外部分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问题选编相关资料,供领导参阅。

 

中国大学智库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智库概述

(一)智库的定义及特征

智库,又称为智库、智囊团、脑库等,顾名思义就是储存和供应思想的仓库。现代意义上的智库(Think Tanks),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也不是企业或者政府机构,而是以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和选择为目标的非盈利非官方公益性的公共研究组织。智库最先在美国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

纵观国内外的智库,基本上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1.从事政策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政策本身的研究(research of policy),侧重于理论研究;二是为政策的研究(research for policy),又称政策分析,侧重于应用研究。政策研究强调为现实服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

2.非赢利性。智库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是从事社会公益性服务,而非商业性活动。当然,智库的资金渠道必须保证,筹资来源多样化、资金充足保证了智库研究的正常开展且研究人员没有“利”的后顾之忧。

3.独立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其独立性,一方面是观点上的中立,要开展独立研究,尽量保持中立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地位上的平等,智库要进行独立运作,应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但这种独立也具有相对性,如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的流亡政府”,胡佛研究所被称为共和党的“影子政府”。智库与政党或政府之间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依附性。

(二)我国当代智库发展现状

30年来,我国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我国经济潮,而且我国智库已经显示出向世界学习,在全球化环境下参与全球水平思想库的迫切心情。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政策研究所和智库约2500个,35000名专家从事这一领域里的工作,其中包括超过10%的高级研究员,约2700个主要项目已在过去的10年中完成。当前我国智库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量政策研究,诸如“我国的2000年”,“引进项目的技术评估和选择”,所有项目的政策选择和推荐已大大影响了政府决策制定和我国的发展;二是大型工程项目的贯彻评估和咨询,例如三峡工程等,这些咨询结果换来的是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大学智库的优势

相对于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而言,大学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良好的氛围;其次,大学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再其次,大学具有学科综合的优势;最后,大学的信息资料丰富,对外交流积极。当然,中国大学智库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学内研究机构众多,缺乏清晰的智库定位、资源分散,研究水平良莠不齐,影响力难以充分发挥、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上存在问题;大学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学生服务、社会服务四重任务和角色,严重缺乏在政策研究上的时间与精力;大学的科研考核体系普遍以学术研究、基础研究为重,对智库所从事的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缺乏科学、灵活的考核机制,缺乏对智库研究人员思想成果和社会贡献的应有认可与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大学教师从事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大学智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二、中国大学智库建设情况

当前,中国政府把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发展都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发展的力度,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2009年至今,中国出现了一股“智库热”,除了官方体系内的智库加快建设之外,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都纷纷成立智库和公共外交机构。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高校智库围绕“五位一体”和“四化同步”新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国家软实力提升等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并提出建设性建议。据统计,三年来高校向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提交研究报告达2.35万份,被采纳1.25万份,切实发挥了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一)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目前,全国已有40多所高校建立了文科“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首批认定的由中国政法大学牵头的中国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领衔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积极推进人事制度和科研评价改革,建立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以实质性贡献为标准的评价和激励机制。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采用物质奖励及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励教师主动将理论成果运用到国家战略决策中,鼓励研究机构主动对接政府和企业,联合共建研究中心(院)。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通过成果适时呈报、定期发布研究报告、召开新书发布会等形式,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有效的决策咨询呈送渠道和信息发布渠道。

(二)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平台建设

上海、福建、安徽、黑龙江、山东等省市加大经费投入,支持多学科交融、多方面合作的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建成一批高质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数据库,为实际决策部门提供基于数据科学分析平台的咨询服务。南开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建构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部共建重点研究基地—校级重点研究基地”为主体的科学研究创新体系,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由复旦大学、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等8所高校联合建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打造党史研究教育宣传高地。

(三)汇聚高端人才,打造一流团队

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加强智库人才引进工作,探索“旋转门”机制,吸引原政府部门领导同志进入智库,发挥他们既具有广泛实践经验,又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综合优势。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通过中青年人才工程加强人才培养,使青年才俊能够迅速成为应用对策研究的中坚力量。

(四)深化对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智库建设坚持走国际化道路,积极推进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合作,“把智库建设到海外”。如卡耐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就两国共同面临的核不扩散、国际经贸、气候能源等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展研究。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关注国家发展战略的国际环境、国际区域问题以及公共外交研究等领域,提升智库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五)创办高端论坛,打造智库品牌

北京大学的“北京论坛”、复旦大学的“上海论坛”、南京大学的“江苏论坛”、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等通过多年打造经营,已成为重要品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学术能力和决策影响力逐步提升,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等已在相关研究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形成品牌效应。

三、中国智库在全球智库的排名

201312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研究小组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智库问题再度引起关注。自2006年以来,这项由詹姆斯·G.麦甘(James G.McGann)博士主持的“麦甘全球智库报告”逐年发表,而中国智库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的排名和地位显著提升,是上述关注效应的主要动因。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 150 家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第17位,较上年度报告的同口径排名中提升了11位。排在中国之前的智库为美国7个,英国3个,德国2个,比利时2个,瑞典1个,日本1个。同时进入排名的中国智库分别为:位居第38位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第48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63位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第73位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第100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列出的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四国的45个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第一。但是,就四国入选顶级智库的数量与拥有的智库总量比较而言,中国并不处于优势地位。中国进入四国顶级智库10个,占中国智库总数429个的0.23%;印度跻身四国顶级智库14个,占印度智库总数269个的0.5%;日本名列四国顶级智库12个,占日本智库总数108个的11%;韩国列入四国顶级智库9个,占韩国智库总数35个的26%;中国在这一并不关涉人口且智库总数占绝对优势的比较中处于四国中的最低水平。

在全球大学所属40个最佳智库排名中,清华大学的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位居12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名列25位。

四、国外大学智库的发展概况

201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调查报告,以资源投入、对专家的吸引力、与决策精英和媒体的互动、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社会影响力等为评估指标,列举了全球25家最佳大学智库(Best University-Affiliated Think Tanks)(见表5),其中有11家来自美国,其余智库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虽然胡佛研究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个别机构成立时间较早(甚至早于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但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大学智库建立最为集中的阶段,而上世纪8090年代也是欧美国家智库整体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

美国大学智库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得益于其国内特殊的环境:分散化的政治和决策制度、发达的“政策企业家精神”(policy entrepreneurship)和多元、充沛的经费投入。与美国智库发展鲜明的民间性形成对照,近年来欧洲的大学智库发展更多受到政府力量的驱动。例如,欧盟委员会为整合各成员国的教育和科研活动而设立了各类咨询项目,这些项目为大学智库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支持和发展机遇。以“让·莫内项目”为例,目前该项目已在全球68个国家的760所大学设立了欧洲问题教学和研究项目(我国的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参与其中)。欧洲大学智库的研究主题涉及欧盟各个政策领域:欧洲一体化;全球治理;欧盟外交、安全与防务;经济与金融等。虽然大学智库在欧洲的地理分布较为分散,但是通常大学智库的地位与所在国家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国家,那里的大学智库活动也越活跃。

1 世界最佳大学智库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院校

国家

成立时间

1

胡佛研究院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919

2

贝尔弗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

美国

1973

3

发展研究所

萨塞克斯大学

英国

1966

4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

美国

1998

5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巴黎政治学院

法国

1952

6

地球研究所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1995

7

国家政策研究所国

伦敦经济学院

英国

 

8

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9

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983

10

国防研究中心

伦敦国王学院

英国

1990

11

全球化研究中心

耶鲁大学

美国

2001

12

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

 

清华大学

中国

2006

13

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

赖斯大学

美国

1993

14

约翰·M·奥林战略研究所

哈佛大学

美国

1989

15

非洲经济研究中心

牛津大学

英国

1986

16

发展研究中心

波恩大学

德国

1995

17

安全问题研究中心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1986

18

东南亚研究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1968

19

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983

20

金砖策略中心

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

巴西

 

21

莫卡特斯中心

乔治梅森大学

美国

 

22

人类安全报告项目

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

2007

23

政策研究中心

中欧大学

匈牙利

2000

24

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俄罗斯

1944

25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中国

2007

 

五、结语

智库建设和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内政外交是否具有战略眼光的重要体现。中国的智库建设正在翻开新的一页,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智库意识已经前所未有地增强。智库建设只是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种功能、一种实力,而不是取代或弱化各类基础性研究。

未来中国高校的发展,既要依据政策的指导,更需要依靠智库提供顾问服务,今后高校智库作用越来越大,高校智库的威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高校内部的一种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关键在于驾驭全局系统创新的能力。总之,中国高校智库的兴起,是高校发展内在需求与大众化发展客观规律相交叉的结果,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撰稿:发展规划处战略规划与管理办公室  张玲玲)

理工科大学在智库建设中大有可为

理工科大学在国家科技智库建设中具有显著优势:一是前沿技术和人才优势,是高水平技术人才汇聚和前沿技术创新的重要阵地;二是行业特色优势,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跨学科优势,为文理交叉、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天然土壤,增强了综合解决社会重大战略问题的能力,能够更好地发挥智库的政策研究和技术咨询作用。现分别介绍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浙江大学智库建设情况。

清华大学在智库建设方面有多年历史,以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常设机构有政府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国情研究院和台湾研究所。由胡鞍钢教授担任院长的国情研究院在国情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以扎实的国情分析为基础,对中国的很多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影响的重大政策建议。国情研究院编发的《国情研究》在中国各级政策部门有广泛的影响。此外,学院还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建立的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等7个校级机构。例如,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下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这个研究基地在国际上,与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UNCR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世界风险管理理事会(IRGC)、美国风险管理学会、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和公共政策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匹斯堡大学生物安全研究中心(UPMC)、瑞典国防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等近20家单位机构建立了工作联系,开展学术交流、资料交换、成果翻译、案例分析等活动;在国内,也与国家应急办、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北京市科学院等单位有密切合作。应急基地自成立以来,独立负责完成国家级项目22项、省部级项目38项;并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与应急管理工作相关的很多政策建议,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为政府决策做了很多服务,培养了大批优秀应急管理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大力推动智库建设,专门成立高等教育研究院,坚持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相结合、国内研究与国际合作相结合,为高等教育和公共政策研究作贡献。

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塑造智库核心竞争力。学校依托高等教育研究院开展数据和资料库建设,以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为支撑,形成了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一是建设全球大学学术竞争力数据库、全球研究型大学绩效分析案例库等多个数据资料库,为开展定量和实证研究提供数据和资料平台;二是在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的系列成果,塑造学术品牌。关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的系列研究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委员会、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组织的媒体进行相关报道,引发了法国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思考,德国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推动了英国Imperial College等一流大学学术规范建设。

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结合,奠定智库知识经验积累。学校在智库建设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承担国家部委、省市的咨询报告与课题研究,以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实践经验和学术底蕴。一是开展指标体系研究,推动政策导向。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完成并提交“‘985工程’二期验收指标体系”和“‘985工程’建设十年报告”,参与促成“985工程”由分期建设向“长期建设,分段实施”的政策转变;二是开展经验思路研究,提供政策参考。作为牵头单位联合13所高校专家合作完成“高校创新与中国未来:2011”研究报告;三是开展工作方案研究,辅助政策制订。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教育部“2011高校创新行动计划”研究制定,推动高校“协同创新”。

国内研究与国际合作相结合,拓展智库全球视野。学校智库建设以国际化战略为主导,坚持国际国内双向拓展学科影响力。一是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邀请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专家Philip G. Altbach、世界银行高等教育处首席专家JamilSalmiOECD高校管理计划主席Marijk van der Wende等,定期提供战略建议;二是拓展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与牛津大学教育系合作成立了“上海交大-牛津联合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与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结成了长期协作伙伴关系;三是积极承担国际合作项目和国际会议。从2005年开始,发起并连续主办世界一流大学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WCU),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一流大学研究与实践的国际交流平台。承担世界银行、马其顿共和国教育与科技部、德国大陆公司等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委托的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四是实施人才队伍国际化战略。从牛津大学、巴斯大学、洪堡大学等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每年派出博士生、硕士生赴海外著名高校访学,并接收墨尔本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等海外著名高校博士生从事访问研究。

浙江大学秉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坚持“顶天立地”和“高水平、强辐射”,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建立起若干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产出了一批决策咨询服务成果。

构建“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学校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提升,积极鼓励和引导研究人员关注现实问题,支持应用类研究机构的成长,特别是支持经济、管理、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类学科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提高,培育出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研究中心、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等具有较强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研究平台。在此基础上,与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政府合作,先后组建西部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院、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等,逐步形成了“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

建设基础平台,改进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提高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推动人文社科研究范式转变、方法转型,学校投入上千万元建设设备先进、功能强大、整合性强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包括四大功能模块,即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政策仿真实验室、实验社会科学实验室和数据技术中心。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和技术优势,推动公共政策研究从定性为主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的历史转型,立足于运用先进计量技术、建模技术和运算技术,帮助各级政府算好帐,厘清各种可能的决策方案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机理,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回应国家需求,服务政府决策。学校主动回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的重大战略发展需求,加强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着力提升决策咨询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承担的科研项目中,与决策咨询有关的项目达到500余项,100多项咨询报告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人批示。其中,2011年就有5份咨询报告获得温家宝、刘延东等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70多份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不少研究成果被各级政府采纳,直接转化为政府决策。

(撰稿:发展规划处战略规划与管理办公室  张玲玲)

“文科战略”提升理工科院校学术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发展意识逐步增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302所理工农医类本科院校中,有290所院校设有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各院校的文科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院校克服困难,使文理发展齐头并进;一些院校仅将文科视为理工科发展的附属;有些院校甚至将文科视作整体发展的累赘。

当下,理工科大学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文科建设?未来应该实施怎样的文科发展战略?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多位理工科院校的文科建设负责人、研究人员及高等教育研究学者。

理工科大学开出文科之“花”

8月的上海,酷暑难当。同济大学文科办副主任郭强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心情过个安闲的暑假,假期中他们将至少召开8次碰头会,讨论同济大学的文科发展。为发展文科,同济大学在暑期前将原本隶属于校科技处的文科办公室剥离,成立与科技处同一级别的新文科办公室。同济大学对文科发展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同济大学创建于1907年,目前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工科大学。改革开放以后,同济大学立志恢复和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经、管、文、法各具特色的多科性大学,并构建起“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整体框架。但是,在学校全部的29个学院中,文科学院仅占6席。

同济大学的发展轨迹在我国绝大多数理工科院校中具有代表性。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影响,同时为了响应服务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号召,理工科教育得到国家大力扶持。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两轮院系调整后,我国理工科大学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学科发展局面。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让理工科院校的文科需求悄然回归。特别是近些年来,他们开始积极探索种种路径,弥补文科发展短板。

上海交通大学的文科建设已然摸索出经验。该校文科建设处处长蒋宏告诉记者,文科建设处的设置就是学校发展文科的战略性部署。

按蒋宏的总结,上海交通大学的文科发展经验包括:第一,长期积累、步步推进,做大基础文科;第二,聚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实现品牌引领;第三,借用理工科优势加速文科研究科学化,坚持以发展新型学科和交叉学科为目标,实现跨越发展。

经费投入的大幅提升促进文科建设快速发展。据蒋宏介绍,上海交通大学“985”三期的文科经费投入达1.3亿元,比“985”二期经费总额的5倍还多。经费的投入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该校文科一级博士点由“985”二期的2个发展到目前的6个。在2012年教育部的文科评估中,该校参评的11个文科有10个进入前20名,6个进入前10名。2012年,该校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6个。在最新的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奖中,该校共获一等奖1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3个。

华中科技大学的文科发展一直是理工科院校的楷模。在教育家朱九思、杨叔子等的带领下,早在1993年,其文科发展就已具一定规模。据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献君介绍,至2008年,该校文科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

华中科技大学的文科发展经验得到了教育界的肯定。“华中科技大学虽然是以工科为主的高校,但其新闻传播、公共管理、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得都不错。”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胥青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文科发展的卓越成就不仅大大促进了该校工科、理科、医科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这所工科院校整体的学术地位。

实施“文科战略”力戒“形式主义”

有学者将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在理工科大学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公共课或者基础课,基本处于辅助地位;二是基于对理工科人文素质缺失、薄弱的反思所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扮演着辅助与服务理工科的角色;三是综合化、一流化发展,将人文社会科学提升到学校发展的战略位置,与理工科享有同样地位。

地位不同,待遇也相距甚远。例如,在一些理工科院校,文科科研经费最低时仅占学校总经费的3%。理科教师发表文章最高可获超过5万元的奖励,而文科教师最多只能拿到2000元的奖励,有的甚至在中文核心期刊发一篇文章只奖励100元。在多数理工科高校,诸如博士点设置、人才引进、经费划拨、职称评定等文科大事决策时,文科教授们却毫无发言权。

“一些学校设置文科纯碎是市场行为。”胥青山表示,大多数像模像样的理工科高校都设置如法学、管理学、中文、政治学等文科专业,但并未必受到学校重视。设置这些专业是因为投资少,可以吸引生源,见效相对较快。

一些理工科院校由于文科藏书量不够,为应付上级检查或者回应校内文科老师的呼吁,就把书店卖不出去的书买回充数。胥青山批评道:“这种做法不是从学科建设需要、人才培养需求出发,完全是形式主义。”

找到文科发展“金钥匙”

“总体来说,这些年理工科高校的文科人才队伍、研究成果、学生培养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近五年来,国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教育部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成为理工科院校文科发展的外在推动力。”郭强说。

“除此之外,理工科院校本身的学科发展突破和社会现实需求也迫切需要发展文科。”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路日亮认为,老牌理工科院校的理工学科发展已经饱和,要拓展学科增长点,必须在文科建设方面下功夫。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环保、交通等现实问题,也离不开文科参与。

目前文科发展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找到方法论这把“金钥匙”。“我们对此问题深入探讨过,也经常到综合院校考察学习,但目前文科发展的方法和方法论仍需要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践上的探索。”郭强说。

纵观文科发展较好的理工科大学,其发展路径存有共同特征。刘献君将其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选择从创办应用文科入手;二是在文科建设中,先创建硕士点,有条件的建立博士点,经过积累,再创办本科专业,同时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三是在文科发展的重点学科方向选择上,往往以交叉研究扬长;四是以特色学科取胜。

刘献君认为,除了上述经验外,文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按照文科规律办文科,不能刻板地按理工科的特点来管理文科。

胥青山告诉记者,理工科院校的文科发展问题,不仅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及学校负责人有长远的文科战略眼光,还需要文科教师发挥积极性,在科研、教学方面主动探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89日总第486期,作者唐红丽)

理工科优势的大学文科发展历史、现状与特征

——以美国五所世界一流大学为例

文科即人文社会学科,是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称,与自然科学属性的理工类学科相对应,在大学教育中分属两大不同学科阵营。文科主要研究关涉个体与社会发展的现象及其价值、规律等领域:它有助于学生形成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社会判断标准,在使他们形成科学的学术素养和创新思维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文科在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社会责任的培育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文科知识与素养关涉学生的整个学习和生活历程,持续影响着他们的快乐体验与幸福感知,因而在大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随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提出和推进,以及工程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传统理工科优势大学的学科建设、尤其是文科发展问题逐渐引起广泛关注。通过对美国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文科发展的历史、现状的分析,梳理其学科建设、人文社会学科定位及发展特征;从而为在我国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如何恰当处理文科的发展问题提供相关经验借鉴。

一、样本选取

在研究对象上,本文选取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等五所具有理工科优势和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样本,主要分析五校文科的由来、现状及特征,归纳理工科优势大学的文科发展经验。

以上述五所理工科大学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如下原因:(1)样本均是具有理工科优势和特色的大学;(2)样本大学的文科均取得了一定学术成就,在特定专业领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3)样本大学在办学规模上分布较为均衡,具有一定代表性;(4)样本中既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5)样本大学均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的大学排名中均位居前列(详见表1)。样本大学的选取基本具备了全面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等特点,研究成果可以体现当前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文科的办学特色和发展规律。

二、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发展历程

考察样本大学的学科组织设置状况,是认识其文科发展最直接的方法之一。表2所归纳的各样本大学成立时间,以及文科类院系名称、成立时间和办学目标,可以为我们展示其文科发展的基本历史。

通过对各样本大学文科类院系发展及演进历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发展,在时间上相对具有滞后性,在进程上具有渐进性、选择性。从成立时间上看,这些大学在最初阶段并没有设置文科类学术组织,文科往往是以某种课程的形式存在于所在大学的教育教学体系中。随着大学学科的变革,文科自身也经历了分化组合,逐渐划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并且各自又不断分化;结合其他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理工科优势大学的文科也不断变换“面孔”,起起伏伏,谋求特定的历史定位。理工科优势大学的教育体系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些学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些新兴的学科及其相关课程以不同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有些学科逐渐边缘化、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一些新学科则从边缘走向了舞台中心。经过历史的沉淀,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与此相对应,理工科优势大学中的文科群体经历多次历史的洗礼后,部分学科有幸以院系的形式在大学学术组织结构中成为重要一员。

2.文科类课程或学术组织在理工科优势大学中的存在,具有显著的不完整性和非对称性。通过对样本大学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课程还是从学术组织上看,文科并没有能够全部进入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在所拥有的学科数量上,呈现出选择式的缺失或不完整性。另一方面,在大学整体教育规划、课程体系、组织结构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文科并没有形成或有趋势形成与理工科“平分秋色”的对称或平衡;文科与理工科之间并未刻意追求某种形式上的平均化,而是重视不同学科价值或功能的独特性。

3.由于不同学科逐渐由独立走向融合,文科已成为理工科优势大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成员。适应知识变革是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从知识演变和学科发展史看,约从19世纪开始,自然科学开始兴起,科学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流;此后随着人类精神领域的危机加剧,科学技术的不足开始显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文科的作用,重新审视和呼唤人文教育,这一状况在二战以后尤为突出。当知识与学科大分化、大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朗,理工科大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也成为必然趋势。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形成了众多交叉学科;而跨学科研究业已成为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生力军,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文科不再仅仅以某种学科形式存在,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成为了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机体的细胞,深深融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

三、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建设现状

1.学术机构设置状况

分析文科在理工科优势大学中的存在形式是考察其发展状况的重要途径。对样本大学及其文科类院系学术组织和研究领域定位的考察,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资料显示,麻省理工学院设有42个学术研究机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涉及22个学术领域,可以研究时代重大问题和潜在课题;斯坦福大学共有99个研究中心,人文与科学学院包含27个系部,提供超过50个门类及跨学研究项目;加州理工学院设有9个跨学科研究中心,约30个研究领域,75个研究机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有12个研究中心;卡内基-梅隆大学设置120个学术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包含了超过60个不同专业研究领域;佐治亚理工学院设有专门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建立了超过100个跨学科学术中心,其中管理学院设有11个研究中心。

学科交叉已成为现代大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项,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在学术机构设置方面,首先突破了传统理工科的单一定位,除了拥有数量不等的文科类学术组织外,强调理工科(自然科学)与文科融合的跨学科研究也占据重要位置。加州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等院校甚至专门成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就文科的研究领域看,除了保留自身的学术传统外,更关注涉及理工科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在学术机构的设置上,斯坦福大学更是打破理工科、文科分别设置学院的一贯做法,其人文与科学学院本身就跨越了传统的学科“门户”之分。总体来看,学科导向正逐渐被问题导向所取代。

另外,学科融合有力地促进了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学院内部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世界一流理工科优势大学重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知识统合,为学科合作创设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以确保学科知识在资源共享上的灵活性;对交叉学科的组织形式并不过分看重,也没有因新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出现而重新调整或设置新的学科组织机构。

2.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

课程设置是学科知识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一所大学:的课程设置可以了解其教育理念和办学定位。研究发现,世界一流理工科优势大学对人文教育均予以充分重视,强调科学、人文并重与融合的教育教学理念。麻省理工学院的吉里安院长曾回顾说,“我们需要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创造更好的联系……从而能从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障碍中找出一条道路来”。

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艺术和科学学院能够提供约204门课程。学校规定,所有专业本科生毕业需要必修17门课程,其中数学、科学和工程类占9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占8门,人文社会学科类课程几乎占了一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州理工学院可以提供超过275门文科类课程,为应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跨学科发展需求,还专门选定了涵盖33个学科门类的核心课程体系,专门列出的文科类课程占12门之多。

3.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

首先,在研究取向上,呈现开放和融合的特征。五所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文科类学院均能秉持兼收并蓄的学术思想,基本涵盖了历史、文学、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并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而“多学科合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创新”。

其次,不同学科之间学术互补倾向明显,追求学术创新。将自然科学的新技术、新成果与文科发展理念相结合,“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专业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从而既开拓了各自学科的研究领域,又秉承跨学科协作达到知识创新的学术理念;通过学科协作,不断将“无形”的理念转化为“有形”的实践成果。

再次,以学生兴趣为中心,以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向上划分细致,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识,重视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体现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取向。由于“创造性活动能够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丰富他们的学习机会”,五校均注意结合学生的具体兴趣开展教学和研究,重视基于现实世界具体问题的探究。

最后,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交叉化、实证化态势。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学科理念、思想被大量引入文科类研究;另一方面,文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相互借鉴也逐渐常态化。这样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文科的研究视角,多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开展文科类研究的共识。以定量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究亦成为一种趋势,有力地促进了文科的科学化,同时也促进了两大学科群之间的交叉融合。

4.学科成就和学术地位

学科排名是对学科成就认知的直接窗口,可以作为衡量某学科在学科系统内部学术地位的一项指标。根据样本大学文科类专业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具体排名情况,在学科类别上,各样本大学的文科类专业发展虽有所侧重,但均呈现学科建设的特色化,在各自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等。在学科数量上,既有像斯坦福大学在多学科均衡发展的典范,也有像加州理工学院仅在少数学科专业取得成就的例证。而从学科专业排名看,各大学文科类专业之间的学术成就差异也比较明显。

5.师资与学生

优良的师资是造就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在师资组成上,这些大学注重不同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重视校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不断优化重组师资力量。除重视全职教师的选聘和培养外,他们也充分重视兼职教师的特殊作用。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开放性理念与严格的师资标准,造就了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新教师所带来的最新学科成果和崭新的思维方式,使整个教师群体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进而为学科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在佐治亚理工学院艺术学院的202名教师中,有132名全职教师、70名兼职教师;所有全职教师和90%左右的兼职教 师拥有 博士学位。

在招生规模上,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较小,斯坦福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较大。在本科和研究生两个招生层次上,各样本大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既有在学校总体和文科两项指标上研究生招生均高于本科生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有表现相反的佐治亚理工学院。在生师比上,加州理工学院在全美研究型大学中最低;在班级人数方面,少于20个学生的班级占71%、超过100个学生的班级仅为3%。具体情况详见表3

四、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理工科优势大学文科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一、文科发展方向的个性化。“现代大学越发展,越具有多样性,越具有个性。”从理工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的时间、路径、数量、成就等多项指标看,样本大学之间各不相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文科的发展与大学历史背景、教育理念、学科认知等紧密相连,发展取向有所不同。

第二、文科发展结构的非对称性。从文科与理工科的对比看,无论是在学科组织、专业数量,还是在研究方向、学术成就等指标上,两大学科群之间并没有刻意追求任何意义上的对称或对等,而是选择适合各自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相应学科。它们给予不同学科宽广的发展空间,遵循学科平等以及同等尊重原则(“同等尊重原则强调不同学科之间并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各学科都具有平等的生存权”),为学科自我成长提供相应的机遇与条件。

第三、文科发展模式的选择性与内生性。对文科的甄选,一方面是各理工科优势大学对学科知识发展大趋势的顺应,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大学教育教学理念的全面考量。面对学科融合与理工科优势大学教育改革的大趋势,各大学遵循适切性、可行性原则,循序渐进,选择教育教学发展所需要的数量不等的文科类学科、专业,避免片面追求大而全的外在形式。学科发展侧重两大学科群的内在联系,促进学科互补,鼓励跨学科研究,为不同学科之间建立内在联系进而发挥学科协同作战的巨大能量,为学科创新和学术成果的取得奠定扎实基础。另外,文科的发展重视内生性生长,尤为重视一流师资队伍的建设,致力于打造学科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不竭动力,并且重视人才培养的严格标准,为学科未来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第四、文科发展功能的有限性。人文学科承载着启迪学生心灵、塑造完整人格的期待,在完善学生素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科学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理性审视、周密分析,不断促使学生了解社会,进而较好地分析、处理社会问题并尽快融入社会,最终承担起未来社会的相应责任。但文科本身不是万能的,在理工科优势大学中的作用也必然是有限的。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并没有为文科设定任何外在形式的既定责任,诸如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或者促进大学的综合化转型等。与此相反,它们为文科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均没有设定任何形式的硬性标准;文科功能的发挥完全依赖于其学科“本色”,而不是随意改变或赋予其某种特定功能。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03期;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刘法虎 赵世奎 国务院参事业务司 张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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