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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发展动态第11期(总第99期)
2016-03-14 10:53  

本期专题

Ø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凸显中国特色

Ø  建设一流大学体制改革要先行

Ø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阶段

Ø  建设一流大学的历史和现实

Ø  国外如何打造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Ø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鲶鱼效应”

【编者按】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要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这将是我国进行继国家重点大学、“211工程”、“985工程”、“2011协同创新中心”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又一重大改革。

本期简报摘录相关专家、学者的观点,供读者参阅。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凸显中国特色

【摘要】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可以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近年来的一个目标,更是党和国家对教育的一个重大期待。

我们的目标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们都认同一个道理,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环顾世界一流大学,英国的许多名校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美国的许多名校热衷应用技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各有特色的。有比较才有一流,要在比较中胜出,就必须有特色。

我们大学的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13亿人口、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世界一流大学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一般而言,大学的使命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那么,我国的大学理应履行其使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地说,就是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体现在什么地方?应该有很多方面,需要大家在办学实践及理论研究中不断总结和提炼,以下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党的领导,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学校的领导核心,党委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监督重大决议执行;校长在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校长向党委报告重大决议执行情况。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建立定期沟通制度,集体决定重大事项前,书记、校长和有关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个别酝酿、充分沟通。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培养一流人才,特别是培养一批在各学科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领军人才。在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同时,我们的大学要特别重视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何谓中国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重要的是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充满自信,言行举止中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和“底色”。学生们有了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理念,才可能在国际上赢得尊重。

产出一流成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必备条件。有些科学研究没有国界,可以造福全人类,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是爱祖国的。大学的某些研究成果是“通用”的,但是,多数的成果应该是瞄准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支撑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文社科学科追求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一批达到世界水平,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术高地。

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我们的大学不仅要积极投身他国文明的研究,进行各个文明互鉴;更有责任和义务研究、传承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永恒魅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传播中国道路、中国精神,让泱泱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进一步丰富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只要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努力推动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同时认真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办学经验,就一定会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来源:2015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建设一流大学体制改革要先行

大学好比是社会的思想库,国家的力量源,一流大学是其中最有实力者的代表,它能集聚和培养最优秀的人,能创造最先进的知识。从“211工程”、“985工程”,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近日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表明党和政府对一流大学建设的特别重视。这次的“方案”是贯彻十八届三中“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的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要有持久的发展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必须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社会必须文明进步、富有活力,这就迫切需要建设自己的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的好处,和建设一流大学的难处,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方案”充分研究的。“方案”实施以后,随着任务和责任主体的落实,难度将会更加具体,困难、分歧和矛盾将会迎面而来,建设的成效取决于改革的实践,关键是责任主体的改革勇气和智慧。一流大学靠谁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现有的体制中,这需要政府、大学和师生员工各尽其能、共同努力,共同保证目标、能力和条件的协调提升。显然,这是很复杂的关系,他们相互作用,可以互为因果。“方案”把“统筹推进”与“建设”区别开来,就是考虑到政府和大学的责任区分,这是很有必要的思路。改革的重点是体制,政府要考虑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学要考虑学校的体制改革,共同推进改革的深化,犹如企业体制改革和市场体制改革的关系。建设一流大学,同样面临这个任务和挑战,而且应该是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方案”要求大学“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和关键任务。大学的活力,就是竞争力,就是师生员工思想和实践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此为目标,大学需要构建一流的体制机制,使人事制度、财务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行政制度等相互协调、保持先进,共同维护和发展师生员工的合法利益。或者说,要聚焦于师生员工的切身利益,提供最能形成活力的制度保障。为此,大学要针对体制问题和利益问题,承受改革的压力。同时,政府要为大学的体制改革提供支撑,同样要聚焦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及时地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职能。

一流大学建设以质量和贡献为标志,也需要特别多的资源,这对国家和大学来说都是客观的困难。建设和办学的资源,对政府而言是投入,对大学而言是收入,投入与收入之间有机制关系和体制因素,投入要促进收入能力的提高,要促进社会参与的热情,这是大学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改革中需要深究的难题。一流大学是最有社会责任的大学,自强是它的基本素质,否则不会有创新动力。一流大学建设和推进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提高供养水平的过程。犹如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不是家长的无奈就是家长的偏爱,帮助他制定了目标还要提供机会,给了钱还要给吃的。轻不得重不得,注定是不会对他人有多大的帮助。

一流大学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标志,不是全部。按经验判断,一流大学不会多,少数大学会踌躇满志,接受建设任务。更多的大学可能会袖手旁观,甚至有些大学可能会在努力争取中变得心灰意懒。重点高校、部属高校、211高校、985高校等等,大学被不断地被区分重轻以后,差不多已有了知天命的心态。这是建设机制的问题,更是发展动力的问题。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大全局来看,一流大学注定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上,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现象。政府不仅需要关注层次,更需要关注整体联动,发挥好一流大学建设的示范作用。要注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普遍意义,这种改革成果应及时普及,政策和措施不局限于特定大学。要注意激发广泛的积极性,我国2000多所高校,都能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提高质量,何愁教育不强大、国家不强盛。

(来源:2015年8月20日人民网,作者蔡达峰,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主委,复旦大学教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阶段

如果从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庆典上宣布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985”计划)算起,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一批国内顶尖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已奋斗了15年。这些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顶尖大学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回顾15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我们也曾有过几个阶段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研究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又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人们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特别是量化的标准更难以界定清楚。实际上,一所大学究竟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体现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心中的一个模糊性评价,尽管这种主观性评价是建立在一系列客观性事实基础上的。

既然标准难以界定,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先不纠缠标准问题,就按照目前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样子,从眼前的工作开始干起,边干边学。

首先,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钱。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大学,每年的办学经费高达几十亿美元。相比之下,北大、清华每年从中央财政获得的拨款只有一亿多元人民币,维持运转尚显困难,遑论建设和发展了。幸运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期的飞速发展,办学经费是最早得到解决的问题。

但有了一点钱后,大家发现,光有钱是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正如暴发户不等于贵族一样。中国大学如果想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手里必须要有一点“硬通货”。这些“硬通货”是什么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学科建设。起初,我们对学科建设的理解是狭隘的,认为学科建设等同于学术论文(尤其是国际期刊的 论文)的发表数量。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几乎中国每一所大学都陷入了类似于“GDP崇拜”的“SCI崇拜”中。通过改变教师聘用、晋升和待遇标准等一系 列措施,依靠高强度的“人海战术”,中国迅速成为学术论文发表的大国,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当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原本以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尊重。原来,对于学术成就的评价,不仅要看论文发表的数量,更重要的在于质量,也就是论文的重要程度和引用频次。论文虽然被发表了,但不能给同行以启发,别人当然不会引用,这远非资源投入和行政命令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国内一些大学已经不再重视论文的发表数量,而是鼓励教授潜心研究更具影响力的重要问题。

与学科建设并行的是人才队伍建设,这是比较公认的另一个抓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个办法是内部培养,但速度太慢,还容易导致近亲繁殖。因此,大学普遍采用第二个办法:外部引进。然而引进谈何容易。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竞争极为激烈,每所大学都在以各种优厚条件吸引最好的教授,吸引人才不仅仅要依靠金钱的力量,还有环境和氛围等一系列因素。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人才被别人挖走。这是更加困难的挑战了。

近年来,在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中,我们发现,除了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外,他们普遍对本科人才培养极为重视。

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不少弯路。起初,大家被“研究型大学”吸引。的确,几乎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全是研究型大学,拥有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我们由此导出一个逻辑: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多于本科生数量。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近十年来,中国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呈几何规模增长。然而,研究生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进步,反而因为资源紧张、空间有限而引发了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教授并没有足够精力指导如此规模的研究生,导致学生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准出现双重下降。

在第二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大学极其清晰的科研导向和研究生导向,导致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普遍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特别是本科生教学,呈现出下滑速度加快的趋势。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投入、发展方向、影响大学内部人的行动因素,全部集中到了那些可以为大学带来短期显著效应的项目上,而这些和本科生教学统统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一些大学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但总体来说,中国大学对本科生教学依然并不重视。这也许会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巨大损害。

重视本科生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文件上,必须有切切实实的投入。我认为,中国大学之所以不重视本科生教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本科生教学的投入没有立竿见影的显示度。在大学行政化倾向严重的中国,这一因素可能显得更加突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在本科生教学上还不太会投入。钱也许有,但不敢花,因为无法监控花钱之后的结果。除了不敢花之外,我们还不太会花钱。科研经费可以用来购买设备(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区),但教学经费除了给教师发放授课津贴,还能怎么花呢?按照现行资金管理体制的规定,可以用于劳务的人头费比例极低。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本科生教学投入量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走过了15年的道路,现在也许我们开始进入到第三阶段:回归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培养全球领袖人才。我们应当能够认识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上,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捷径可走,只能去做应该做而且必须要做的事情。沿着这条路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埋头走下去,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已经忘记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当我们偶尔抬头擦擦汗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了。真希望那一天能够早一些到来。

(来源:2014年7月3日《中国科学报》,作者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建设一流大学的历史和现实

【摘要】世界一流大学有两种:一种是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为代表的渐进式发展大学;另一种是以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香港科技大学等为代表的选择性追求卓越大学。无论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杰出的师资、产出重大的科研成果、一流的学科、一流的人才培养和一流的国际化水平。我国内地一流大学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当下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创新;弘扬大学精神、践行核心价值;重视战略规划、明确战略定位。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我国一流大学改革发展也进入了深水区。如何进一步缩短我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从跟踪模仿到体现中国特色的转变,还需要认真回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般历程,深刻反思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进而得出富有借鉴性、规律性的启示。

一、一流大学的演变和模式

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德国,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创建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著名学者、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主管普鲁士教育文化工作的期间内,谋划并主持了柏林大学的筹建工作。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柏林大学率先明确地把发展科学研究作为大学活动的重要职能,强调独立研究、学术自由,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统一。柏林大学要求教师“为科学而生活”,认为在科研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这些特征都体现了迥异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创建于中世纪的大学理念。这让柏林大学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全世界的学者不断到柏林大学走访或留学,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科学研究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部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的大学教师,仅柏林大学一校就有8人。柏林大学的转型不仅促使自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也奠定了德国成为科技强国的世界地位。

与德国大学对照,美国大学原来一直是德国大学的模仿者和跟踪者。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和自身改革的不断深化,美国大学呈现出蓬勃生机,涌现了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例如,耶鲁大学以悠久的发展历史、独特的办学风格、卓著的学术成就闻名于世。300多年来,耶鲁大学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包括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美国总统。耶鲁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偶然的,这和美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和耶鲁大学注重继承创新德国大学模式密切相关。耶鲁大学原本是一所具有浓郁保守特质的地方性教会学院,固守古典学科,轻视研究生培养,一度不能适应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后来耶鲁人认识到,要想达到领先地位,耶鲁大学必须与时俱进,对学校加以改革。1921年,第14任校长安吉尔任职后,重点加强了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发展和建设步伐,同时对耶鲁学院进行了改造。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耶鲁大学的办学水平在整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接着,第16任校长格里斯沃尔德又对学校的学科结构进行了调整,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战略,剔除了一些发展水平与耶鲁学术声誉不相符的学科专业,追求所有设置的学科都达到美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在这种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影响下,耶鲁才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终于成为享有世界声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名校。

相对于柏林大学、耶鲁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轨迹,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香港科技大学则提供了一种后发型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经典案例。创建于1900年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初是一所起点很低的技术学校。1967年改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后,首先把商业教育建立在社会科学和数学基础上,注重定量方法在管理中的应用,形成著名的“卡内基学派”,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抓住计算机技术与科学发展的重大机遇,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在计算机和机器人科学、软件工程、管理信息技术、应用数学等领域取得了空前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并巩固了自己的领先地位。再就是高度重视本科生教育,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通过采取这3条举措,该校在较短时间内便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多次位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大学排名20名左右。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也是一所年轻的大学,1994年航空工程专家杨祖佑任校长后,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瞄准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聘请全球最优秀的教授,集中优势资源办最有可能跃居美国大学前列的学科和专业,没用几年就跃居全美前列。而仅有24年校史的我国香港科技大学,更是新招迭出:一是准确定位,科学规划。该校放弃大而全的发展目标,既尊重科学研究普遍规律又采取差异化战略,根据自身发展特色和地区特点,定位于“小而精”的精致世界名校。二是从全球引进最优秀的教师,先后聘请了诺贝尔奖得主、沃尔夫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等多位世界一流科学家。三是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先后形成完善了教师全球招聘、教师绩效考核、科研经费管理等系统性管理体系。四是聘请具有大学管理经验和国际眼光的杰出人才担任校长,实现教育家办学,如首任校长吴家玮曾是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从上述名校的历程看,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为代表的历史悠久的老牌世界一流大学,遵循教授治校等传统,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在传统与变革、保守与开放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另一种是通过选择性追求卓越来实现其目标的新兴大学,强调卓越领导、制定战略规划、引进一流师资等。无论哪种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关键是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创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大学发展模式。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

无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轨迹如何不同,但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追求世界顶尖水平则是一致的、共同的。总体来说,世界一流大学都呈现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特征,都注重人才培养与时代变化的全方位适应,注重科学研究质量,注重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首先,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一流的学科。世界一流大学都把学科建设作为战略举措,学科水平普遍较高,每个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也很大。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这三大支柱实力都非常强大。例如,世界一流大学中文学院的设置比例高达96.7%,理学院的设置则为100%,可以看出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拥有理学院,拥有一流的自然科学研究。当然,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布局特征并不是所有学科齐全,面面俱到。它们的共性是基础学科的主体齐全,它们的特性是在应用学科上突出重点。虽然有些研究型大学并非都是综合性大学,比如以理工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但是多数的、规模比较大的研究型大学的确都是综合性大学,而且这些大学也越来越呈现出学科综合化、交叉化的趋势。

同时,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杰出的师资。教师队伍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拥有一批世界著名的学术大9币,拥有数量不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教师大都是从许多具有国际水平的候选人中经过严格程序筛选出来的,90%以上的教师都有博士学位。而且,世界一流大学并非简单地聘请教师,更重要的是围绕一流大学这个目标,从教师培养聘用、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充满活力的工作运行机制。在西方大学中,贯彻教授治校理念较为全面和彻底的是耶鲁大学,该校历任校长都特别重视教师对于学校发展所起的核心促进作用。

再者,世界一流大学都产出重大的科研成果。一流的成果,既包括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能推动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被学术界公认并广泛引用的一流成果,也包括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能够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一流应用成果。产生划时代的重大科研成果是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像“牛顿定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等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的重大成果,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丰富人类知识宝库的例证。据有关统计,影响人类70%的重大科研成果和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均来自世界一流大学。柏林大学、耶鲁大学等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们的一流成果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还有,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拥有一流的人才培养。世界一流大学无不高度重视本科教学,既重视招收一流的生源,极力吸引本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更重视过程培养和全面培养,其学生毕业后对社会乃至人类的贡献很大,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乃至领袖。耶鲁大学在创立的时候就有一个建校使命: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自从科研功能成为大学的重要使命之后,如何平衡科研和教学之间的关系,始终保证把培养一流人才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是世界一流大学念兹在兹的首要问题。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都重新审视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把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并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教师投身本科教学。

另外,世界一流大学都强调一流的国际化水平。一般而言,世界一流大学都面向国际办学,都是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也是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基地;同时,广泛接受国外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大多在20%以上。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之初就打下了国际化的深厚基础,从校长到教师,几乎全是留学归国人员,而且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国际化几乎成为科大的本色。正如科大前副校长孔宪铎所言:任何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着眼世界,才能学无止境,学无国境,才能与世界知名的大学相竞争,进而与他们平起平坐。

三、我国一流大学的现况

十几年来,在“985工程”支持下,我国一批重点建设大学的整体办学实力和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成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中坚力量。

以国家三大奖为例,高校的获奖比例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态势。在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授奖项目中,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3项,占总数的63.9%;国家三大奖高校共获得214项,占总数的72.5%。2012年度,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4项,占总数的58.5%;国家三大奖高校共获得183项,占总数的68.8%。2013年度,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6项,占总数的66.7%;国家三大奖高校共获得169项,占总数的68.7%。

与此同时,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学科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北京大学结合学校特色和国家需求,积极调整学科整体布局,努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据有关统计,2012年共有18个学科进入全球1%行列,其中化学与材料科学已经进入全球0.1%,物理、临床医学、工程、地球科学、数学学科进入全球前0.25%。在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北京大学位列第46名。清华大学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要和国际学术前沿推进学科建设,信息、能源、材料、生命、建筑等一批重点学科的若干领域或方向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根据2014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清华大学有若干学科位列世界前20:化学工程第12名、电子工程第12名、机械工程第15名、环境科学第17名、土木工程第20名、统计学第20名。特别是材料科学学科的排名甚至超越了哈佛、加州理工和普林斯顿,位列世界第10名。南京大学有13个学科进入世界“基本科学指标”(ESI) 前1%,在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列第175名。

当然,毋庸讳言,从总体上讲,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一流大学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一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2700多所大学中,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高校并不多。就科技总体水平而言,我国一流大学原始创新、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较少,部分学科和领域还处于跟踪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即使是进入先进行列的学科和领域,开创新的学科和研究方向的能力也尚未显现。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以科研论文为例,虽然近几年科技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但总被引用数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就一流师资而言,我国当前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和世界级科学家不多,迄今为止还没有自己的科学家获得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卓越学术团队和青年拔尖人才的成长还不适应科学研究加快发展的需要。就世界大学排名而言,我国一流大学的国际位置还不靠前,还不稳定。以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我国内地入围世界500强的大学仅有28所,其中有5所学校位列世界前200名,3所学校排在第201--300名,8所学校排在第301—400名,12 所学校排在第401--500名。

四、当下中国大学人的责任

经过纵向比较和横向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创新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要素。

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共同经验。当前,对我国大学而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主要是积极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近期,教育部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推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试点地区和学校等一系列举措,这对在制度层面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等将起重要作用。下一步,高校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事业发展与制度建设的关系、突出重点与整体推进的关系、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的关系,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经验。

第二,弘扬大学精神、践行核心价值是一流大学建设的“软件”支撑。大学精神是建设一流大学的灵魂。每所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历史背景、时代机遇或管理模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中蕴含的大学精神却殊途同归。柏林大学强调“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是大学至高无上而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注重“修养、科学、自由、寂寞”的大学核心概念和大学基本精神。耶鲁大学的校训强调追求光明和真理,则体现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大学要义。然而,当前我国高教领域由于受到“官本位”、“市场化”等功利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大学精神一定程度上出现弱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独立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学术品位下降,学术失范、学术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等等。因此,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在培育大学精神、涵养大学文化上用心思、下功夫。培育大学精神,对高校而言,既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特征,也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心理特性,既要鼓励教师的科研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又要尊重学术自由和个人兴趣偏好,积极培育平等的多元意识、科学的批判精神、自由的个性取向、终极的人文关怀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对教师而言,大学教师要以学术为业,与科研为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甘于清贫,耐得寂寞,乐得宁静,坚决反对犬儒化、市侩化、庸俗化。

第三,重视战略规划、明确战略定位是一流大学加速发展的有效抓手。战略规划事关学校今后的发展和办学方向。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这对大学建设更是如此。世界一流大学都十分重视战略规划的制定,主要包括战略目标的地位、发展重点的确立和主攻方向的选择等。后发型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需要借助战略规划实现突破转型。我国大学在制定战略规划时,要从自身的办学条件与特色出发,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坚持质量战略和特色战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遵循世界科技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与优势三个方面统筹协调,在目标的前瞻性、定位的现实性及措施的可行性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努力做到战略目标明确、战略规划清晰、战略布局系统。

(来源:2014年4月《群众》,作者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本文为作者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国外如何打造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拥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高等教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一所大学的特色主要由学科的特色来反映和衡量,大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学科实力的竞争。学科体系是否优化不仅决定了一所大学当前的发展水平,而且决定了大学未来的发展潜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建设一流学科,提升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大学发展的关键

英国:增加投资 鼓励创新

与英国人谈起高等教育时,他们往往会说出一系列数字,如不足全球1%的人口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位居全球第四、英国高等教育占全球教育市场份额高达13%等。这些数字事实上也凸显了英国政府对于大学发展的两大政策定位,即国家科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服务业出口的重要部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高等教育在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出口市场方面的关键作用,英国政府于2013年专门制订了促进国内大学教育科研和市场化水平双提升的战略。

在提升科研水平方面,英国政府首先对在基础科学和前沿学科具有优势的大学进行大规模投资。在2016年至2021年的英国政府科研预算中,针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基础设施投资总体规模为59亿英镑,其中超过一半的资金用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帝国理工学院等大学的顶尖实验室。

在科研领域,英国政府评估认为,博士教育对于提升英国科研和高等教育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年3月份的春季预算中,英国财政部针对当前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四大领域的博士人才需求旺盛问题,提出了总计5亿英镑的预算以促进博士培养。其中,针对不同大学在上述四大领域的不同专长,确认22所大学的不同专业有能力接收此项资金支持。这包括巴斯大学的应用数学专业、爱丁堡大学的医学专业以及布里斯托大学的物理学专业等英国顶尖学科专业。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积极鼓励博士培养体系创新。在英国教育部的鼓励和协调下,英国多所知名大学院校联合设立了“博士培训中心”,博士生由若干在特定领域具有专长的大学联合进行为期4年的培养,以提升英国大学跨学科和跨领域研究的能力。当前,这一培养模式在工程学、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均已基本成熟。

在提升大学市场化水平方面,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认为,当前英国大学教育面临快速的技术和商业变革,因此提升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水平对于大学发展非常重要。在这一市场化战略中,英国政府首先发挥了积极协调的作用。针对当前部分国家希望借鉴英国多领域技术优势的需求,英国教育部、贸易投资署协调英国国内在各领域具有专长的大学院校,与巴西、马来西亚、海湾国家等进行对接,为这些国家人才培养提供了全面的教育服务。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积极与新兴市场国家协商并建立奖学金项目,在确保科研国际化人才供给的同时,为国内大学提供市场机会。例如,英国政府与巴西政府签署了为期4年、规模在1万人的“科学无国界”奖学金项目。在这一项目中,英国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不同领域具有特殊优势的110家大学面向巴西博士生开放。与此同时,英国国内葛兰素史克、联合利华、罗尔斯罗伊斯等公司积极参与。该项目不仅为英国大学提供了科研人才,同时促进了产学研的联合发展。

针对英国政府促进大学发展的这一系列战略,英国大学协会首席执行官尼古拉·丹德里奇认为,政府的支持对于提升英国高等教育水平,尤其是国际影响力和市场份额非常重要。政府在该领域的投资和政策支持将会产生可观的回报。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大量的国际学生、研究人员对于英国科研发展和学术水平提升也大有裨益。(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美国:各行其道 注重质量

美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各大名校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办学理念、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形成了多元化的学科建设模式。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是综合性大学的代表,其学科建设模式是缩小学校规模,平衡发展,使学校成为一个有效运行的有机整体。斯坦福大学的工学院发展比较均衡,麻省理工学院则重视各学科的协同发展。

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历程看,美国名校一是明确制定并且执行发展战略;二是有效整合师资、学生、科研等学科建设资源;三是注重实施管理创新战略和制度创新战略,提升筹款能力和应变管理,建立校长聘任制度、教授治校的学术管理制度等;四是实施开放战略,向社会开放,在国际平台上提升竞争力。

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是学科发展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名校的主体学科多是基础学科,教学与科研力量雄厚,是这些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品牌学科。各大名校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有的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有的大学偏重教学工作,有的大学教学与科研任务并重。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该校的“运输与物流研究中心”(CTL)在全美最新的学科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在世界运输与物流界一直享有盛誉。

CTL成立于1973年,注重将最新的供应链研究、一线的技术与商业活动密切结合,其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教学项目是将领先的研究成果从实验室推向全球市场。为了与企业加强合作,该中心启动了一个名为“供应链交流”(SCE)的伙伴项目,进行4个不同层级的合作,所有企业都有机会参与主要的合作方式:一是交流伙伴。SCE协助交流伙伴与MIT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各种论坛,包括网上留言板、伙伴座谈会、经理人教育课程,交流伙伴可将CTL作为一个共同的会议场所,他们分享信息、经验、观点、意见。二是论文伙伴。赞助企业与MIT供应链管理项目组的学生一起进行供应链研究项目课题。三是研究伙伴。有意深入参与解决特别供应链管理挑战的企业,可参与此项目。四是战略伙伴。这是企业可与CTL教职员工、研究人员和学生进行最高水平的互动与协作。该中心目前正参与100多项世界级供应链研究项目。

CTL在全美最新学科排行榜上拔得头筹,并非胜在发展规模,而是胜在成长的质量。这也是许多美国大学成为名校的共同特征。(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伟)

韩国:完善体制 增强科研

把本国重点学府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韩国自然也不甘落后。韩国教育主管部门在1999年和2008年分别推动实施了BK21(Brain Korea 21)和WCU(World Class University)两项计划,前者的重点是提升科研水平,培养创新人才,后者着眼于引进国外知名专家学者,加快追赶步伐。

“BK21计划”主要涵盖人文学科、工程学、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旨在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体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优势,通过政府与社会在人力、财力上的投入,有重点地把一部分高校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从1999年至2005年,总共投资1995亿韩元(1178.4, -4.0500, -0.34%),其中1500亿韩元用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地方大学,开发高校研究生的潜力以提高科研成果的产出量,加强学术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从2006年至2012年,通过向韩国各个大学投入巨资,培育世界水准的研究生院和地方优秀大学及专业大学,改革大学教育体系以培养创新性人才。

在WCU计划中,从2008年至2012年,韩国政府每年投入1650亿韩元(约9亿人民币,合计共8250亿韩元,用于支持聘请国际知名的外国学者来韩国大学任教,带动韩国大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以首尔国立大学为例,教职人员2000出头,但2010年一年就聘用了59位外籍教授。西江大学属于小型的教会学校,当时教职人员不到400人,但在此后4年,接连招聘了60名外籍教师,使英语教学的比例从课程的20%达到50%。韩国科学技术院和浦项科技大学,已经从欧美招聘了数百名教授,干脆改为全部用英语教学的大学。其他大学自然也不甘落后,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师生的致辞全部用英文。

韩国政府对大学的支持政策使韩国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度得到迅速提升。据统计,韩国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上的年发表论文总数排名中,1999年仅为第十八位,2006年已排到第十三位,2011年进一步上升至第十一位。而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2014)报告,韩国有3所大学挤入亚洲前十名,其中韩国科学技术院和首尔大学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位,浦项科技大学排名第九位。

为了进一步打造一流大学,韩国政府推出了“BK21 Plus”计划。韩国教育部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事业的全部领域,通过对全韩国108所大学申请的345个事业团(大规模学科单位)和866个事业组(小规模学科单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筛选,最终共计有64所大学的共计195个事业团和280个事业组入选“BK21 Plus”计划。该计划从2013年开始,到2019年结束。其目标是到2019年,韩国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的大学达到11所(2012年为6所),《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被引用数排名由2011年的第三十位提升到第二十位。在这期间,韩国政府每年都会支援入选学校培养科学技术领域人才15700名、人文社会领域人才2800名等,共计硕士、博士级别的创新人才18500名,使之成为带动创造经济发展的核心人才。(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明)

德国:优中选优 重点扶持

面对高等教育领域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德国联邦政府于2005年推出“精英倡议”计划,旨在促进德国大学尖端科研和学术创新,提高德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该计划力图通过严格的评审程序,评选出精英研究生院、精英科研集群和拥有卓越“未来构想”的精英大学。精英大学的称号不是终身制的,一所高校必须至少有一个精英研究生院和一个精英科研集群入选,才能申请“未来构想”项目,从而争取精英大学的殊荣。“精英倡议”计划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进行资助,以培养德国未来的科研人才,提升德国高校的科研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精英倡议”计划由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科学委员会组建的共同委员会实施。首期“精英倡议”计划于2006年和2007年分两轮进行,共有37所高校的85个精英项目获得了支持,其中包括39所研究生院、37个精英科研集群和9所精英大学。二期“精英倡议”计划始于2010年9月,最终于2012年6月评选出45个研究生院、43个精英科研集群和11所精英大学。二期计划中共有44所大学的精英项目获得联邦和州政府总计27.24亿欧元的经费资助,联邦和州政府按3:1的比例分担,资助期限至2017年。与首期精英倡议活动相比,二期对精英项目的支持方式采取不同的经费额度。如精英研究生院资助额度在100万至250万欧元之间,精英科研集群的资助额度是300万至800万欧元。

尽管“精英倡议”计划有效地提高少数高校的科研水平,提升部分德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和声望,但是此计划是一把“双刃剑”,一直以来争议不断。一是拉大了德国高校之间的差距,打破了教育公平的局面。德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其实是平均水平高。虽然德国没有牛津、麻省理工等全球知名高校,但其许多优势学科处于国际一流水平。而“精英倡议”计划向美、英等国学习,转变大学理念,增强竞争,改变均衡发展格局的趋势。其初衷虽然是通过竞争程序进行科研资源的分配,但也必将导致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趋向不均衡状态。二是精英大学科研和教学发展不均衡问题。评选所谓的精英大学会造成大量资金流向科研,而教学领域则受到冷落。由于科研压力和师生比例失调,很多精英大学里学生不能得到充分辅导。为此,德国科学委员会调整了评选标准,在评选精英大学时更加关注与研究相关的教学情况。有些大学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时候,不仅重视科研人员,也把学生和教职员工纳入规划,并且提供更有效的组织管理和信息服务,调整图书馆和服务机构的开放时间。

尽管面对诸多质疑,但德国政府推动高校教育改革的决心并未受影响。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部长万卡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精英倡议”计划提升了德国高校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力,联邦政府将继续为该计划提供资助。(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新加坡南洋理工:网罗人才 提高水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素以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和在科学工程领域的前沿研究享誉国际。除了融贯中西的课程设置、多元文化的教学资源等独特的办学优势外,与其他世界知名学府合作、为学生量身打造海外实习项目和建立世界尖端前沿的科研机构,也是其能够培养出大量优质人才、位列诸多世界知名学府之中的重要原因。

在为学生提供多元文化及多重学科的课程设置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所大学合作,为本校学生打造了多种多样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国际学生交流计划,让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在一个固定的时期(通常1或2个学期的时间)到外国的大学完成部分学业。在此交流计划下的学生可以把在交流学校所获得的学分带回南洋理工继续积累。全球教育计划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在顶尖国际企业实习的机会。按此计划,南洋理工大学学生主要在新加坡接受大学教育,而能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到国外进修一些课程或在国外的企业机构实习。海外实习计划,主要是让学生积累区域与国际工作的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开拓社会视野,增强就业机会,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不仅如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能够向学生提供更多、更加全面的国际教育机会,与许多世界各地的知名学府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等。

此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还通过设立顶级科学研究机构,网罗世界顶尖水平的科研人才,在提高其整体科研能力和水平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师资力量。从事世界前沿的高水平科学研究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优势,尤其在高级材料、生物医学工程、绿化能量和环境、电脑生物、高科技系统、纳米科技与宽频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更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记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采访时注意到,在其校园内设有南洋环境与水源研究院和南大能源研究所等多个国际顶尖的研究中心。其中,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在世界范围内网罗了一批科研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顶级科学家作为该校的研究顾问和讲师,此举在提高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南洋理工大学的师资力量。据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已邀请了包括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艾哈迈德·泽维尔、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以及197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巴尔的摩在内的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任该研究所的国际顾问,并定期邀请这些顶级专家为学生授课,为该校创造了浓厚的研究氛围。(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威)

(来源:2015年8月26日《经济日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鲶鱼效应”

8月18日,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推动一批高水准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可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又一次更迫切地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本文从北大清华争夺高考状元的表象出发,讨论了掩藏在其后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创建竞争环境的深层次问题,读来颇有启发。

前段时间,北大清华为争夺高考状元“互掐”而引发舆论风波。很多论者认为两校之争是如今高等教育领域竞争激烈使然,但如此立论显然很难站得住脚——现实情况并不是竞争太激烈,而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高等教育良性竞争尚未形成:多少年来,北大清华在国内一直缺乏有竞争力的对手,而国家的各种重点战略又加剧了这种境况;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显然难以打破两大名校“掐尖”以及“互掐”的囚徒困境。因此,两大名校争夺状元只是表象,其背后之本质乃是应当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问题。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活跃的思想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运动”95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大学考察并作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那么,“特色”从何而来?显然不是单靠国家重点投入并复制某种模式便可得来,而是来自于充分开放带来的激烈竞争,这也应该成为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思路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早年因“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启动的“985”工程取得了颇有成效的进展,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众多“985”大学近年来在国际上的排名不断攀升。但这些排名攀升很大程度上都是数量和规模上的提升带来的,在涉及重大成果创新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较大。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大学制度创新、大学精神文化创新等软指标上,中国大学更缺乏突出的贡献,也即“中国特色”不够凸显。即便是硬指标上的提升迅猛,但如果没有软指标的贡献,世界一流大学版图上也难有中国大学的地位。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问题可能出在建设路径上,我们在上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热潮中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举国体制的路径,这种路径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实现一些“硬指标”上能够采取非常规手段迅速取得成效;但弊端是破坏了开放竞争的文化,从而在软指标上难以产生特色。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看,基本所有公认的一流大学都是在高等教育竞争中形成的。但在我国当前的举国体制之下,高等教育领域竞争机制是严重缺乏的,这样一来,北大清华这些第一梯队的大学基本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压力就不会产生特色办学的动力,这是新一轮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时值得反思的问题。

活跃的思想市场”需要有“鲶鱼”的刺激

中国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个高度竞争的“活跃的思想市场”,但在体制保护下享尽资源优势的北大清华自然不会主动去推动这个市场的产生,市场的产生需要“鲶鱼效应”的刺激。前两年在经济领域有个经典案例——余额宝挑战国有银行,产生“鲶鱼效应”并刺激市场的活跃与竞争,四大银行不得不联手对抗这条“鲶鱼”,自身的创新能力被激发出来,除了引入互联网思维,开展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质量,还向储户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利率标准。余额宝的创新来自于民间活跃的思想,而其带来的“鲶鱼效应”则进一步激发“活跃的思想市场”。

那么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需不需要“鲶鱼效应”呢?答案恐怕不言自明,因为现在的北大清华以及其所代表的第一梯队大学和中国传统银行的情况非常类似,缺乏有力竞争。而且中国高等教育上还缺乏类似余额宝这样的“搅局者”,现有的“985”大学中根本没有一所民办大学,而且按既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模式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学办学过于依赖政府和体制的力量,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竞争。当然,举国体制办大学的模式如果继续推行并加强的话,相信北大清华一定会在很多硬指标上赶美超英,排名不断攀升,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但这种世界一流是怎么来的,是依靠大量的资源集中、牺牲其他大学合理资源获得而来的,是靠大量输血而非自身功能造血而来的。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一是胜之不武,过分依赖举国体制;二是破坏公平,难以产生应有的文化价值。因为没有一个活跃多元的竞争体制,所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不健康的,脱离了公平和创新等更为重要的价值。进而言之,没有“鲶鱼效应”带来的竞争压力,这种活跃和多元的竞争基本不太可能产生。

中国高等教育的“鲶鱼效应”如何产生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要如何才能产生“鲶鱼效应”,从而产生“活跃的思想市场”呢?笔者认为,根据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可能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趋势,最有可能也最应该从两大方面着手:

(一)真正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

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大学提升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问题。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北大讲话之后,著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接受访问时认为,只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大学就会建成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对国家有承担、对世界有贡献的大学。这三个条件是:不要打全面战争,不要太穷,不要管得太死。其实,这三个条件,前面两个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最后一个条件也已经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体现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尤其是对高等教育领域,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已经成为决策层面的共识。

虽然政策层面大方向已经很明确,但在实践层面,还有如何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这一关键。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认为:落实大学自主权,不在于要给大学多少权,而是应该明晰政府和大学的权力边界。借鉴最近比较热门的负面清单的概念,就是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以“非禁即入”为原则,在大学自主权方面转变思路,从规定“大学可以做什么”到明确“大学不能做什么”。政府不再给大学画圈,而是政府先把权力边界划好,把办学的空间留给大学。在这方面,作为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表率的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有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探索,能否对其他大学产生鲶鱼效应也非常值得期待。其实,只要有足够的办学空间,一定会是百花齐放春满园,万紫千红来争春;只要政府主动厘清和大学之间的权力边界,真正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办学活力自然就会被激发,“鲶鱼效应”自然会到来。

(二)充分引入民间资本办学,推动大学办学模式的革命

美国高校为什么充满活力,而且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变革,主要原因便是其私立高校所带来的“鲶鱼效应”,很好地促进了开放竞争。中国民办高校虽然也不少,但大部分都仅只是作为公办高校的附庸甚至山寨产品,而缺乏创新的动力和体制,难以挑战公立高校,“鲶鱼效应”也无从谈起。因此,现有民办高校的办学模式,很难对成熟的公办高校造成大的冲击,更别说冲击北大清华的地位了,必须有革命性的新型办学模式来承担这个历史使命。从目前来看有两方面的力量具备这样的可能:

一是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在线高等教育可能带来革命性影响。如今MOOCS(大规模在线课程)开始掀起了教育革命,姑且不论MOOCS是否会带来传统大学的终结,但毫无疑问MOOCS将会带来高等教育领域的重新洗牌。2014年初,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其中涉及教育领域的就有取消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审批。这意味着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审批的开放,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在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曾经占有半边天,甚至曾占了中国在线教育90%以上的市场规模,但因为政策性垄断市场而导致民间资本无法进入,在线教育一直以一种低端教育的形式而存在。随着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审批的开放,意味着更多更强大的民间资本可以入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甚至个体也可以通过MOOCS这个巨大的平台像开淘宝店似的办大学,譬如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可汗学院。不要小看这种萌芽,伟大的创新一开始往往都是不起眼的,苹果电脑和余额宝刚开始的时候也很不起眼,但其创新却激发了整个行业的动力。当这些线上教育以足够的吸引力来驱使学生真正用脚投票的时候,完全可以转为线下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就自然会发展壮大,也就足以具备冲击传统大学的实力,“鲶鱼效应”将会产生。

二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建立的新型大学可能成为推动大学革命的“鲶鱼”。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早就涉猎高等教育,目前正在加大精力致力于北工大“耿丹学院”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步入教育领域。2015年1月,马云担任校长的以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为宗旨的湖畔大学正式成立;2015年4月,刘强东发起众创学院并将担任校长,定位于促进大众创业,构建面向创业者的全生态服务平台。这两所“大学”和“学院”,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大学,但因其定位精英化,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尤显竞争力;因其模式的创新和神秘,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知名企业家投身到办学的尝试中,地产商王石就多次表示想办一所新型大学。新一轮的企业家办大学,和以往的企业家投资办民办高校,显然有着质的区别:他们不再只是在划定的框架里游戏,而是赋予了游戏新的定义,甚至会因此而改变未来的游戏规则。试想一下,当这些深谙互联网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商业领袖们纷纷办大学并重新定义大学时,一定会成为一条条搅局的“鲶鱼”,将会对传统的大学办学模式带来极大的冲击。

可以想象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会很漫长,因为办大学毕竟不像办企业,不能速成。但即便再漫长,也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和向往。因为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而不是依靠体制的力量和资源的集中打造出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才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贡献力。

(来源:2015年9月1日 光明网-《光明日报》,作者陈先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编辑:张玲玲 陈旭                          责任编辑:刘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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